在各种行善方式中，给中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设立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善行的开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注＇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三十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八千英镑。然而，我们稍为冒昧地说，这些机构肯定相对是少的；这就是说，因为人口众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这些机构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饥荒，经常可以看到处处设立巨大的施粥棚，并捐赠冬衣给没衣服穿的人。不仅是政府忙于此事，平民百姓也积极配合，他们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而这种有仁有义地花费巨资之举，实在并不罕见。年景不好，城里挤满了一批批的难民，他们被允许住进车棚和空房等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当大队难民涌来，却又处处无法安身时，他们就肯定会有所报复。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办法是对他们作些安抚。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做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是照顾远离家乡的人的。离开这种帮助的话，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了。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机构，中国人自己大概也这样看。
在某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人引咎于自己能记起的恶行，同时自傲于自己的善举。善恶相抵，显示出他在中国的拉达曼斯＇注＇的生死簿上的寿数。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注＇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全城的人联合抵制这种强制性的“好报”，这种奇观我们真是难得一见。
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读；把活鸟和活鱼买来放生。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劝人行善的书籍。这些都是积德的善举，它们在中国人的行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据我们观察，对人行的善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善行都有千篇一律，行善者不会有什么麻烦，也用不到费什么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鱼人撒网打鱼，然后把打鱼人打上来的鱼全都买下来，再把这些鱼放回去。这的确比上门探访，急人所急地帮助别人要容易多了。
在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鱼一旦入水，鸟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鱼和鸟不会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养它们及其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行善的人只想让自己的善行记录下来，他们就可以去于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担心会出现烦心的结果。然而，在中国，“善门难开”，而且更难关上。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谨慎。一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一名当地的绅士请去行善，为一个全瞎的可怜乞丐治眼病。由于那乞丐患的是白内障，所以视力恢复得很好。治好之后，这位绅士又把传教士请去，告诉他，这个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讨，现在失去了乞讨的理由，因此这位传教士要弥补这一过错，把他带回去雇作看门人。有时，一位行动不便的好心的老妇会招待一下她认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妇女，而这些老年妇女其实是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我们的确听说过这个事例，但仅此一次，不过要比我们设想的多一些。说了这么多贬低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诚心诚意行善”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灾难降临，比如大饥荒或者黄河决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关官员，总是先后迅速赶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但是，这些赈济措施不是大规模地统一实施，正如这些不断发生的灾祸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而只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对难民的救助偏偏在他们最需要救助时就停了下来，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困苦和人口拥挤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最容易得病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打发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尽可能地恢复原来的生活。当然，这样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救灾基金通常已经发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知道，如果难民在天气转暖时还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园，他们就可能会死于瘟疫。对政府而言，小范围的灾难总没有成群结队地死去触目惊心。
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个热闹非凡的慈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活动是一种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的行善流于表面。按照习俗，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积累了大量行善愿望而平素没机会满足的人，便在这一天白天大约十二个小时都来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为质次价低的粥汤。这就称为行善，是积德的一种途径，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最穷的人家里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这并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举，也没有人让他们把粥换得质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善意，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大。这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要一碗粥汤，只好把粥汤倒进一个个破坛子里去喂猪。行善的有钱人极其神气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认为，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出席他的“宴席”，他也尽到了一年的责任，良心上有了满足。但是，如果遇到坏年景，粮价涨得惊人，还是这个有财有德的人却不发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了”！
我们曾经提及，成群结队的乞丐处处可见。施舍本质上就是给自己交保险。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乞丐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丐帮，远远强大于与之争斗的其他帮会，原因在于乞丐既无所失又无所惧，他们独立于世。设想一个顽强的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拒绝，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饥民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让这个愚顽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满足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买卖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这种施舍总是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同样的原则，经过明显的变通之后，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随处可见的川流不息的难民。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与行善者有关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会“往前走”。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要加上这样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到哪儿急到哪儿，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压榨系统，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良好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水深火热并不足以阻止各级官员最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灾情和重建家园之上，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会做出些什么丑行便不难想象了。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解西方文明时，他们时常被迫接受最坏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颇有意义的事实的原理。他们或许会注意这样一个引人联想的情况：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中国的善，也是行之而无诚心可言，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它是中国人的创造，就必须经历曾经出现在西方的过程，使这种本能成为人生的必要成分。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们已经注意到居于“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论述中国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来表明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这个命题。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密集的。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这么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效果相对差一些。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似乎他们有糊口的粮食。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结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名副其实的“双手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这种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与什么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马上就会觉察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现钱。叫他们做事情，第一个要求就是给现钱，干活就是为了吃饭，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时，也常常筹不齐最起码的数目。有一句最为意味深长的话，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作“度饥荒”，也就是像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帮助。除卞有钱有势的人，谁都无法应付这类事情而不需要帮助。贫困而又役有希望，这是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最粗心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之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习惯，即使在生计之忧不那么急切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过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焦点，构成中国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华帝国的芸芸众生陷于深深的贫困之中，他们经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对于他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见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难，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时时见到的苦难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理方法，好比治伤寒病人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分到好几个盎司，但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有效办法。完全缺乏体制、预测和管理，而慈举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则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们一直碰到无法防止也无力救助的苦难，这种现象对哪怕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是并不陌生的。每一场现代战争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经会发生痉挛，因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对此相对麻木不仁了，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对身体上有任何残疾的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普遍认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是要避而远之的。似乎身体有缺陷，品质也肯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那样的人在西方非但不会受到残忍的对待，而且还会让人们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因为犯有隐秘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不被人提及痛处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头发一根不剩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停的时候。像这样不幸与众不同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
对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这个孩子兴许根本就不“傻”，但这样不断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是公有财产，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无怪乎家里没孩子会不断遭人嘲骂，就像传说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注＇如果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根本不为什么，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情让人知道之后，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新嫁娘时也是如此，其方式很有特点。新娘子总是很年轻，很胆怯，突然置身于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不胜恐惧。尽管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别，但这个可怜的孩于突然暴露在众人注视之下，却没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还允许掀起轿帘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经之路旁占好一个有利地形，满手捧着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费时费力地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之时，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评头品足，不难想象她会是什么感觉。
中国人十分看重繁文缛节，但他们显然看不到会让人不快的事情，因而也就想不到去避免。笔者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讲失礼的话，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最感惊奇的是外国人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他接着保证说：“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论一下这些学生的能力，老师回答说，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二十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
中国人缺乏同情，也体现在他们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虽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质都关系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