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注＇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而中国人对冷水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一直对猫反感。无论外在表现还是内心驱使，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讲清楚的，而需要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中国货币混乱，不乏咄咄怪事，足以让任何一代西方人发疯。或许更可能的是，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更为持久的烦恼。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帝国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都要发生不可避免的争吵。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这个地方官员的衙门中的下属贪官污吏带来机会，对本地钱庄加重压榨，多多少少地为难了一切商业活动。现钱一时周转不灵，物价顿时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也没起什么作用——坏钱回收了进来，物价却并不回落。这样，就有了一条无一刻暂停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逐出了好的货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是惊人的“龌龊钱”，常常会把手弄脏。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都是既笨且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运输就成了一件事情了。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如果他用钱庄的汇票，也减少不了多少困难，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上，将会发生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无能的情况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买卖；而据我们日常所见，他们对这些恼人的钱币业已习以为常，带着也不嫌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绕过驴脖子，把它挂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为何不折断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恰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方式，尤其熟悉我们的注意为恰好触及的那些方面，却时常断言说中国人尚未开化。这个肤浅而错误的判断，是出于对文明和舒适的毫无条理的混乱思想。在考虑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毫无二致）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去提及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纯属多余。然而，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彻底革命，却更为奇妙。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随时代而变化。与此对照，在中国，时代未曾变化，人们也没有变化。因此，如今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完全相同。当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然而，我们期待也罢，渴求也罢，这些标准将不会是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六章 生命活力
生命的活力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点的重要背景，这本身就值得人们思考。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四个方面：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长寿以及康复能力。
旅行者从中国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过剩。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日本也显得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无甚影响的民族之外，只有一个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帝国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也总能找到易于解释的理由。太平天国可怕的袭击，紧接着是回族的小规模暴乱，然后又是1877一1878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覆盖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因为中国人很不情愿离开家乡去新的地方。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能力。我们认为，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就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引人注目。中华帝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正如查尔斯·兰姆＇注＇对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不以为然地说的那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靠什么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我们必须记住不少孩子“衣食”无着；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唯一足以持久而有效地阻止中国人口增长的，是沉溺于鸦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能带来死亡的敌人。我们完全不必为了接受中国人繁殖能力很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而去假定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别的国家，即使按最低估计两亿五千万人口来算，繁殖能力很强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因为问题不仅在于人数，而在于增长率。由于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满足于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结论；不过，幸运的是，这样算来也几乎不可能出错。中国人年龄很小时就结了婚，除了爱钱之外，传宗接代的愿望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导思想。
与中国人口处于任何情况下都明显增长相对照的，是法国的人口。在欧洲，法国的增长率最低，最新的报告表明，法国人口数量正在下降。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而中国人，没有更多迹象表明其人种要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退化。记载中上帝给人类最早的命令是要人类“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注＇。正如一位富有学识的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命令“人们眼从了，这是人们唯一眼从的上帝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地道。
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华帝国无论从经度或纬度而言都是地域广袤，几乎拥有所有的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至此，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副热带和副极带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域，都同样昌盛繁茂。我们看到，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域本身的特点，取决于它养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人们的适应能力。出自广东、福建两省小地方的中国移民；无论移居何地，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澳大利西亚＇注＇、墨西哥、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从没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我们反而听到他们适应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们远比当地人勤劳和节俭，他们的团结和凝聚非同一般，以至于当地民族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中国人滚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大规模地移居海外，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情平和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东亚现在全是不可征眼的人，渴望着把自己的能量发散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纪的中亚那样，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双方会变成怎样，也无法想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会怎样！
由于完全没有任何一种统计，因此，要谈中国人的长寿问题，除了最笼统地来谈之外，别无他法。或许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处老年人不是特别多的。老年人总是深受敬重，高寿更是被视为一种荣耀，“寿”列于“五福”＇注＇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时刻，都确切地记了下来，以便需要时能确切地报出，尽管如前所述，一般的计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墓地的碑文上总爱刻上死者的年龄，但除了产石头的地方有石碑，其他地方坟上就很少有石碑，无法从这些见证者那里得出什么推论，因此，石碑实际上没有价值。
很少听到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不足百岁的老人却随处都有，假如提供足够的营养，我们一定认为还会多得多。的确，如果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严重缺乏营养的穷人考虑在内，我们会奇怪，这么多的人是怎么挨到如此高龄的。众所周知，本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的规律，改进防疫方法，完善治病手段。而中国，我们必须记住，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时相比，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如果社会科学和医学能作用于中国，如同过去五十年来作用于英国，那么，中国的老人数量肯定会急剧增加。
不讲究卫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此特点。他们甚至不把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当回事。这一切，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外国观察者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蔑，所招来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灭绝中国人？中国每年都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的确死了不少人，其实患病的人肯定还要多，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中国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这与他们不放弃生命一样，都是其显著的民族特征。
我们已经经常遗憾地提到，在没有紧要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国人的观察记录，由于外国药房和医院的不断增多，这些记录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整理年度医学报告是很有用的，肯定会呈现出新鲜而有说服力的结果。然而，我们只能满足于仅仅描述几件事例，其中两件是笔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从天津一家大医院发表的报告中找出来的。这些事例的分量在于它们的毋庸置疑，这些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们众多读者的观察完全一致。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有天下午，听到窗下有人惨叫起来，窗子那里有个很大的马蜂窝，窗子是用砖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个洞。一个十四个月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是个方便玩耍之处，就鲁莽地爬了进去。小孩的头发剃得光光的，露出红红的头皮。蜂窝里的马蜂或许是被这种异常的侵袭惹恼了，或许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为是一朵大牡丹，立刻飞到小孩的头上叮了起来。孩子在被抱出来之前，头上已经被蜇出三十多个包。这个孩子只哭了一小会儿，就躺在炕上睡着了。手头没有任何一种药，皮肤上也就没擦任何东酉。整个晚上，孩子根本没哭没闹，第二天，头上的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家庭雇用的一个马车夫得了流行的斑疹伤寒，很多人已经死于这种病症。到了第十三天，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这个重病号突然狂暴了起来，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三个人守护他，但他们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这天夜里，这个病人被绑在床上以防逃跑。在守护人睡着之际，他设法松开绑绳，一丝不挂地逃出了房子。凌晨三点，人们发现他逃跑了，就仔细搜查了这所房子，包括几口井，怕他会跳进去。最后在院子的围墙那里发现了痕迹，这堵墙高约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树再逃走的。跳到墙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墙内的壕沟，就是这堵墙把北京的鞑靼人的城与汉人的城隔开的。两个小时之后，人们把他找到了。他的脑袋紧紧地卡在了墙下用于阻止壕沟通行的两根铁栏杆之间。他曾经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凉快凉快，看样子，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正要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完全不发烧了，尽管他的两条腿还有点风湿，但后来也慢慢地而又理所当然地康复了。
一个天津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以在中国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训练场附近捡那些废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一颗炮弹，当他试图拆卸炮弹时，炮弹爆炸，炸烂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了医院，截掉了左腿膝盖以下部分。这个人非但没有放弃这种提心吊胆的危险的谋生方式，反而很快重操旧业，六个月之后，又是一次类似情况，爆炸之后，左手手腕，连同手腕以上的两英寸胳膊被炸飞，右臂的上半截被火药严重烧伤，鼻梁和上嘴唇炸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弹片也击伤了他的右脸颊、右眼的上眼睑、额骨的后侧以及右腕，右股骨也被深深地切开，骨头都露了出来。受了这样的重伤，这个人半昏迷而又无助地躺了四个小时，忍受了太阳暴晒。这时，一位官员碰巧看到他，命令几个苦力抬他去医院，官员本人也陪伴了两英里路程。抬他的人显然是抬累了，等这位官员一走，就将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扔进一条沟里让他等死。虽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