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
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那么，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评论了，因为他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注＇，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随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注＇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说一个人孤陋寡闻，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住房同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中国人也是无所谓的。为了确立这个论题，应该不考虑穷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如愿以偿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然而，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如果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热气。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却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一般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如果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种烧烤的煎熬。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似乎也根本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帐了。白岭虫和蚊子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枕头的式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使用中国人的枕头而不感到难受。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利用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不感兴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当的，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如今这些羽毛在派什么用场。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式样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谋划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厌恶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量，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与几乎什么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灯相比，煤油灯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宽大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做成的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反感的无疑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打地基时太节省。其不可避免并且永远存在的结果便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眼，并且也特别有损健康。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在中国是一句极大的空话，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一头撞在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四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不适当的替代品。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炕一点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实在让人不舒服，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舒服。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对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一无所知，即使意识到这一点，看来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别贵。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国的出门人，住进一个中国的小客栈，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欣赏着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马上倒头睡着。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三番地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其解释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叫、一起叫，还是根本不叫。没有一个酉方人会对这种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推知这一点，因为有一个朝廷命宫的夫人曾经在亲王府养了将近一百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杂种狗骚扰，中国人却不太愿意去灭狗，佛教对此负有责任。不过，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不像别的东方人那么明显。劳罗斯先生＇注＇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癫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这幅插图也可以视作不少中国城市的速写。大群大群的杂种狗毫无顾忌地吠叫，中国人似乎觉得无甚大碍，他们更是丝毫都没有想到经常出没的疯狗的巨大实际危险。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狗毛，这种做法肯定源自我们的一句谚语：狗毛治狗伤。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灭狗，看来仍然没有列上议事日程。
以上引证的例子，大部分与中国人漠视舒适有关。再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漠视方便，也很容易，且几个例子也就足够了。中国人颇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自豪。事实上，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文学国度。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没有第五样东西（那就是水），这四样东西也肯定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当，就会弄伤笔毛，缩短其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中国十八个省份最好的旅店里，却都像低等旅店一样，旅客若感到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高声叫喊，徒劳地指望会有人听见。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在日常供应方面，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了苏丹＇注＇的腹地，供应得不到保障。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才打灯笼，我们的送奶工和卖鲜酵母的小贩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为受乡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领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为什么东方最聪明的人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及省吃俭用时，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这与我们的方便概念是不一致的。
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多了！
这个天朝帝国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最快最持久的，便是完全缺乏“卫生设备”。即使在北京，不论何时，只要试图治理下水道，其结果总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在回答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时，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而无法回答：这个帝国哪座城市最脏？一位来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起脏乱臭，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乎意料地清洁——对中国城市而言。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声称他的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确信了福州最脏，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福州最脏。然而，如果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回顾在北京时的想法，并诚恳地撤回那时的观点，他这样做也毫不足怪！
每当想到中国文明的种种不方便，西方人心中最重视的是以下三点：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当然也有私营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帝国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小。在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气一变糟糕，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要说他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擅离职守，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