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探险家- 第45部分

　　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

　　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

　　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

　　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

　　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

　　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

　　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

　　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

　　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

　　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东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

　　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

　　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

　　他用面粉糊堵住房子里的缝隙，面粉糊干后，比水泥还坚硬。

　　爱斯基摩人排队进到暗房里，去看红色的光，还有影像魔术般地从水里泡着的纸上面显现出来。

　　“诺维噢”，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们也时不时总可以从那间屋子里听到“诺维噢”。

　　他们把库克医生称为“塔塞所”，“大药人”的意思。

　　他们从以前的行程中记住了他，包括北格陵兰的那一次。

　　他们非常详细地回忆这些探险的细节，比他记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他曾为他们治好过的病。

　　他们还和15年前一样对他心存感激。

　　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紧密连接的，无法理解我来格陵兰是为了寻找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只能让他们强化这种看法，他们也总是很失望，从他们的陪伴中我似乎得不到什么安慰。

　　每天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演哑剧似地装出找寻的样子，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难过地摇摇头。

　　他们跟我保证，当时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的时候，他们曾尽全力寻找过他。

　　我发现自己对库克医生会和鲁道夫·弗兰克商量事情而生气。

　　他是个厨子，没有在北极呆过的经验，我们也只认识他几个星期而已，而他竟享有我花了几年才享有的荣誉。

　　弗兰克比我高，也比我更强壮。

　　他英语不好，所以不太说话，我们也不大交谈。

　　他和库克医生说德语，库克医生用他并不流利的德语下命令，弗兰克会嘟哝出几个德语词，然后去干他以为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我在想，他是否对我没信心，所以才请弗兰克作候补。

　　也有可能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他便对我有些失望，但又没有说出来因为怕伤害我。

　　他做这些也许只是不想破坏曾给我许的诺言，想让我成为探险家的诺言。

　　我觉得弗兰克夺取了我的地位。

　　或许弗兰克在出发前便知道我们要去北极。

　　他和库克医生一样，是在布鲁克林的德国人。

　　库克医生或许早就认识他。

　　我没办法抵御这些荒唐的猜测。

　　为抵挡黑暗带来的烦恼，我几个星期没跟可怜的弗兰克说话。

　　要不是他，我不会这样，库克医生原本不该怀疑我。

　　我知道，有时探险家会觉得不再需要助手协助，会让他们在途中提早回去。

　　库克医生或许正打算让我回去，想救我的命。

　　我发誓我绝对会拒绝他，除非和他一起回去。

　　最后，冬季的暴风雪让爱斯基摩人都不敢出来了，即便是从他们的住处到我们小屋这样的距离。

　　我们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黑暗中到户外做运动了。

　　躺在温暖的睡袋里，我觉得自己来参加探险真是可笑，真希望库克医生把我扔在身后。

　　我觉得库克医生肯定觉察出我身上有致命的弱点与重大缺陷，一些斯特德家孩子身上的通病，我还以为我把这些问题在若干年前就统统抛弃了呢。

　　整日整夜，除了咆哮的风声就再没有其他声音。

　　偶尔可以听到爱斯基摩人的狗在叫。

　　它们闻到干肉饼的气味，从山上跑下来，爬到屋顶上，不停地刨屋顶上的草皮，连续不断地敲着，好像以为如果它们不叫，我们便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

　　库克医生觉得可以给它们一块肉饼的时候，便扔一块出去，它们会跑开一会儿。

　　可是，他得不断把肉饼扔出去，不然它们会不停地用爪子扒屋顶，用爪子扒下上面的草皮，然后跳下来在门外等下一次的奖赏。

　　我总感到很疲倦，总觉得自己应该睡觉，我无法抵抗带给我温暖与安全的睡袋。

　　不管库克医生怎么催促，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睡袋。

　　可有时候，无法入睡的夜晚过后，我既睡不着，也鼓不起勇气爬出睡袋。

　　我闭着眼睛躺在铺位上，似乎所有的能量都从身上跑到了脑子里。

　　有时候，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库克医生会让我站起来，这样睡袋就会滑落到我脚下。

　　他们会让我在小屋走动，直到完全清醒为止。

　　库克医生也会分配给我一些工作，比如把雪橇的冰刀部分刨一刨，或者往炉子里添些煤。

　　库克医生和弗兰克也没法躲过这长时间禁闭的影响。

　　不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想把我从睡袋里弄出来。

　　12月初的时候，天气有所缓和，库克医生决定到黑暗中去试试他做的雪橇和冰鞋。

　　他说他会在两个星期内回来。

　　他走几天后，我便开始发烧，他回来很长时间以后，我都没有恢复过来。

　　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达科他”，梦见库克医生没有带我参加这次探险，梦见自己在等他从北极回来，等着听他是否还活着的消息，等着他的信。

　　我觉得一切似乎发生在多年前，他出门探险，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收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的下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还会不会来。

　　我梦见他在伊塔给我写信，就像他给库克夫人写信一样，他解释为什么当时不能和我说实话。

　　而我也像从前一样，无法给他回信，无法问他信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等我下次有他的消息时，肯定还是一封信。

　　时不时我会从高烧中醒来，发现库克医生在量我的脉搏，他的手拿着我的手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

　　他冲我微笑，却不说话，要不就是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着。

　　弗兰克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固定，库克医生的听诊器在我裸露的背上移动。

　　我神智完全恢复是在节礼日。

　　“冬天的午夜已经过去两天了，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

　　“太阳该回来了。”暴风雪最强烈的时候已经过去。

　　我们又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我们会在二月向极地进发，也就是说，我得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里康复过来。

　　我想尽力表现得优秀些，分外的工作也干，他们两个做完体操后，我还要再多做好大一会儿。

　　库克医生又警告我，要小心旧病复发。

　　每天早上都有那么几分钟，东边的天空会闪过光亮如银河般的云朵。

　　库克医生告诉我们，那是太阳快要出来的迹象。

　　“可能没有够我们三个人吃的食物。

　　”库克医生说道。

　　几个星期以来，我都盼着他说这样的话。

　　我已经完全恢复，可我知道，看到我在探险初期便成了这个样子，库克医生肯定会非常担心，会担心我可能死在赴北极的路上。

　　往最好处想，他可能会觉得我会耽误他的计划，会导致探险失败。

　　他对我笑。

　　我想他是要准备告诉我，他知道把我扔在后面我会很失望，可他希望我能理解，的确有必要这么做，他也希望我拿出风度来接受这个坏消息，因为这也是我的天性。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弗兰克不跟我们去北极了。”他说道。

　　我扑向他，抱住他，像爱斯基摩人一般围着他跳起舞来。

　　库克医生告诉我，从请他跟我们一起呆在伊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在我们达到目标或自己返回之前，要早早把鲁道夫·弗兰克送回去。

　　“我们需要他帮忙修建小屋，我们也应对他的陪伴心存感激，他从布鲁克林来，陪我们度过了北极的黑夜。这听起来很残酷，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或许会让他先走的。”在太阳回来以后，库克医生告诉了弗兰克他的决定。

　　他们用德语交谈，弗兰克指着我，很明显是在说库克医生对他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整个冬天都靠人照顾的病人留下。

　　他们争论时，库克医生从没提高嗓门，只是告诉他有人得留下照看小屋和其中的物品。

　　争执延续数日，弗兰克最终屈服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35章

　　我们装了11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12位跟我们一起走。

　　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

　　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

　　出发时，我们有103条狗，有替换的狗。

　　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

　　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

　　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

　　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

　　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

　　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

　　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

　　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

　　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

　　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

　　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

　　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

　　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

　　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

　　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

　　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

　　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

　　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

　　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