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那位瑞典护士的助手休假，新护士是位娇孝迷人和红发的女人，由她为我端来晚餐。很明显，她的愉悦表情是勉强装出来的。
“这回是谁？”我问。
她沉默一会，佯装安排我的餐盘，“梅先生，三七五病室的。”
我的病室是三七七，梅先生距我两间病室。
我想从新护士那儿多打听一些消息，但没有成功。她告诉我，当时她不在现场，听到梅先生不幸的消息，还只是几分钟前。
第二天，我想从别的护士那儿打听到什么消息，但没有打听出什么。她们不是受指示不说，就是自己决定不说。
她们向我保证说，梅先生安静地死亡，声称没有呻吟或低位那回事。她们告诉我，梅先生昏迷之前，曾按铃叫护士。她们坚称，假如是哭声的话，那是“不自主的”。
对我所提的，关于脚步声奔向防火梯的事，她们耸耸肩，其中一位说，我可能打盹，幻想声音。
我想忘却那段插曲，但心中却不能满意。那天下午，正在阅读来信时，我听见门上有轻敲声，我抬头看。
一位衣着整齐、头发光亮、蓄八字胡的年轻人站在门旁。他身上穿着洁白的夹克，手携着一个褐色的小箱子。
“先生，理发吗？”
我踌躇一下，“晤——现在不理，或许一两天内。”他和蔼地点点头，“遵命，先生，过一两天我再来。”
他一离开，我就后悔没有要他立刻理，第一，我需要理发，此外，我要问他另一位医院理发师的事。我希望他永远滚蛋。
我的病情恢复得很顺利：在新理发师再来为我理发之前，有一天下午，我坚持要乘轮椅到日光浴室闲坐一小时。
当我无聊地坐在那儿的时候，医院的一位安全人员漫步过来，我招呼他，他走过来聊天。
在我个人的许多“职业”中，我曾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比方，多年前，我自己也兼过警卫的差事。因此，医院安全人员与我一见如故，友善而亲切地聊开来。
免不掉的，我们的谈话扯到心脏病房的两件死亡案子。我立刻注意到，新朋友的话变少了，而且好多次不安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在听，像是斟酌一个决定，最后终于耸耸肩。
“假如你答应不向任何人——尤其是这儿的任何人谈到的话，我就告诉一点故事。” 我发誓以人格保证不吐一个字。他皱皱眉头，不知如何开始。
“嗯，那两人的死亡是相当奇特，首先，那俩人都面露恐怖，死在床上，两眼睁开，死盯着，好像他们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因惊奇过度而死亡！两次，在他们大叫或呻吟之后，都有人看见一个小矮人，手携一只黑色小袋子向通道奔跑！事实上，第二次我自己看见，而且也追过去。”
我觉得心脏怦怦跳，“你可以描绘那人吗？”
“我多半看到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人，穿一件薄薄灰夹克，手携一只破旧的黑色小袋子，我只是瞄到他的侧面，皮肤光滑，没有什么可描绘，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眉毛浓黑。”“那是医院里的另一位理发师！”我告诉他。他膛目而视。
“另一位理发师？医院里只有一位———个年轻人，蓄八字胡，穿白色外套，他在这儿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他犹豫一会，“嘿，你也见过他这个人？”
我挥挥手。“现在不要管那些，继续说下去。”
他搓搓下巴，“晤，第一次我没有看见这个家伙，但是第二次我正好在一楼，就在梅先生呻吟，按铃叫护士时，我看见这个瘦小的家伙从他的房间跑出来，我立刻沿通道追赶过去。他从防火梯跑下去了。”“逮到他没有？”
他摇摇头，“毫无机会，他像只兔子一样地逃，像只鹿一样，越过停车场的围篱。我花费两三分钟才爬过围篱，那时候，他已经无影无踪。”
他看着我，说：“但是最疯狂的部分还没来呢，你知道他携带的那只黑色小袋子吧？”我点点头。
“嗯，当他跳越围篱时，袋子钩住上面的铁丝，掉落在停车常过后我捡起它，你想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告诉他，“别卖关子了！”
“泥土！”他回答，“一袋子的土！地上的土！”
他继续说：“我们在两位死者的床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土！”
他又看着四周，说：“也许我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但既然告诉你，我就把结尾告诉你吧。”
“嗯，我把那黑袋子交给当局。不过，在警方没有接去之前，我用纸袋装了一些土。我把它给一位在化验室工作的朋友，他有显微镜和各种化验东西。你知道他发现什么？”“我无法想像！”
他倚近，“那土，那些泥土——他发誓来自坟墓！”
我又觉得心脏怦怦地跳起来，但我佯装怀疑，“哦，他怎么判断的？”
“从混在其中的小东西：大理石和花岗石的细碎片；人造花和花环的碎片。不只那些，他还说，土中还有两小片碎骨，经过检查，那是人类的骨头！所有的土都混有青苔，好像是从坟墓一处潮湿。黑暗的角落挖掘出来的！”，
这是故事，一个我无法解释的故事。那个无表情、眼睛闪烁、眉毛浓黑的小矮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一位自认聪明的朋友，说那故事的解说很明显。他告诉我，拎黑色袋子的男人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病者，他不是生下来就五官不正，就是某次车祸受伤，他戴着面具，潜入心脏病房，摘掉面具，吓死两位病人。我的朋友说床下遗留的泥土，只是一位心智不正的人所造的一种恐怖的奇想。
这个解释听来也许合情合理，但我绝不相信是正确的：我个人觉得，由于某些模糊的超自然原因，那个我误认为是理发师的恐怖东西，根本无能力进入一位病患者的房间，除非被命令去做，我相信，那两位惊恐叫喊而死亡的心脏病患者，曾允许他进入病室。当然，似乎没人记得他们是否要理发！我不能解释我的观点，它只存留存我心中，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如果我答应那位要命的人进入病室，你就读不到这神秘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活下来写这篇文章。
我的余生里，将永远有一个问题：他是谁？
午夜追踪
星期天的早晨又来临了……
这是一首由莱利斯主唱的哀伤的流行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男人在安静的星期日清晨的忧伤情形。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大的早晨，我就是歌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我端起一杯咖啡走进起居室。我住在三藩市的“太平洋山岗”。那天天气不错，天上没有云，有一点微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俯瞰海湾，海水是深绿色的，一些游艇分散在里面，就像一张地图插着许多小白旗。
我走到我的书架前，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有六千多本廉价的侦探、神秘杂志。我用手摸着一些书背：《黑面具》、《一角侦探》、《线索》、《侦探小说周刊》。这些周刊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收集了，就是说，那上面有我生命的三十年，将近我在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三的时间——下个星期五，我就满五十岁了。
我拿下一本《黑面具》，看着封面：钱勒，马田，聂伯，麦克，这些都曾是陪伴我度过寂静周日的老朋友。他们驱散我不少恶劣、低落的情绪，但今天不然……
电话铃响了，我走进卧室，拿起听筒，是老休本，一个严肃而正经的警探，也可能是我三十年来最接近的朋友。
“嗨，”他说，“吵醒你啦？”“没有，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上了年纪，渐渐要早起了。”“可不是。”
“今天下午一起玩会儿牌，喝喝啤酒如何？我太太和孩子去苏里雅多了，不在家。”“我不太想，休本，”我说，“我没那心情。”
“你好像又闹情绪病了。”“是的，有点。”“私家侦探的忧伤，嗯？”
“是蔼—私家侦探的忧伤。”
他发出一阵笑声。“不是和即将来临的五十大寿有关吧？去你的，五十是人生的壮年，我是过来人，老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了。”“当然。”
“晤，你至少改改主意，过来和我喝一杯，我给你留一罐。”
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喝完咖啡，尽量不思考任何事情，最好连呼吸都不要。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一会步。
星期天的上午来临了……
突然，肺病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咳嗽起来，只得坐下来，拿手帕捂住嘴，听枯燥、易碎的声音，在空空洞洞的公寓里徘徊。香烟，该死的香烟，三十五年来平均一天两包。五十年中的三十五年，抽了不止五十万支的香烟，吸了不下一千万口……算了吧，想那些有什么用？我再次站起来。晤？今天似乎只是站和坐。我也没出门，真要变成幽闭恐怖症患者了。找个地方去，找件事情做。也许独自驾车远游，我只是不想见休本或任何人。
穿上一件旧棉布夹克，离开公寓，开上车。出城最近的方向是向北，所以我开车驶过金门桥，直奔一0一号公路。两小时后，在科里尔北部数英里的红木匠，我拐弯直驶海岸，下午两点以后，我上了一号公路，再向南边行驶。
那一带笼罩着一层雾，看不见太阳，但能闻到强烈的、海的清新的味道。这一带的车辆很少，很长时间看不到一辆。带白沫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是吸引人的景致。接近那个叫“锚湾”的海湾时，我驶上一处悬崖。我把车停在一个没有人踪的停车区，找到一条通向同样没有人踪的海滩。
我沿着海滩散步，看海浪打过来，又散开，听听海浪的吼叫，听听雾中的海鸥的叫声。那是个寂静的地方，但唯有寂静才是吸引人的。在这个星期天，它对我是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我开始觉得冷，又咳嗽起来。我走回小径，上坡，快到悬崖时，看到停车区停着另一辆汽车，一辆布满灰尘的绿色小型卡车。后面还挂着一辆小小的，也是布满灰尘的房车。车的右后部有点倾斜，那说明车胎扁了。附近只有两男一女，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风吹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我向他们走过去，走向我的车。我的脚步声高过海浪拍打岸的声音。他们三人一起抬头，移动位置，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起步向我走来。我们在相距几码的地方站住了。
“你好！”其中一人说。那人二十出头，另外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年纪，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下垂的八字胡，穿一件粗布风衣，蓝色工作裤，短统鞋。他的神色不安，看得出微笑是勉强挤出来的。
另外的一男一女，神色同样紧张不安。男的是黑发，比那个红头发短，脸黑黑方方，带格的伐木工人夹克，长裤，褐色的皮鞋。女的并不漂亮，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穿一件长而厚的风衣，一条绿色的大手帕包住头，蝴蝶结像修女的头布，红棕色的头发垂在肩上。三个人的手都插在衣袋里。我点点头，说：“你们好。”
“我们有个车胎扁了。”红头发说。“我看见了。”“我们没带千斤顶。”
“晤，我有，欢迎你们用。”“多谢。”
我有些犹豫，略略皱眉。当你的大半生都在于侦探工作时，有时你会有一种预感，而你却没有相信那些预感。现在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感到这儿有点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们的不安是一部分，还有一种浓重的，显而易见的紧张夹在三人之中，有着某种轻浮，或者是带危险性的游戏。也许那和我无关，但是侦探的本能，侦探天生的好奇，不允许我置这种“不对劲”感于不顾。
我说，“我碰巧在这儿真是好事，今天这一带车辆似乎不多。”
红头发的男孩从衣袋里抽出左手、不大自信的用手指压压八字胡，说，“是啊，我们可真够幸运的。”女孩大声地吸鼻涕，拿出手帕，用力地擦。
黑头发的男孩把体重换到另一只脚，两眼的目光游移不定，紧了紧夹克，似乎话中有话他说：“这儿真是很冷。”
我瞄卡车一眼，车牌是俄勒冈的。我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蒙大拿度假。”“你们在度假？”“多少有点度假性质吧。”
“你们三个坐那辆轿车，一定有点挤吧。”
“我们喜欢挤。”红头发男孩说。他的音调一下拨高了，“借一下千斤顶，好吗？”
我取出钥匙，绕到车后面，打开后厢。他们三人站在原地，留心地注视着我。
我突然想到，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这是不对劲的地方。红头发有八字胡和长头发，是时髦型，而黑头发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什么吗？其中之一可能是个“电灯泡”，是个不需要的“第三个轮子”。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刚好，三个人嫌多那种意义了。如果我的感受不错的话，哪一个是多的呢？那女孩也不曾对哪一个含情脉脉，多看两眼。她那双在风里缩皱的眼睛，一直直视着前方。
我解开扣住千斤顶的钩子，取出来，再关上车厢盖，转过头对他们说，“也许最好由我来为你们换，这玩艺儿还需要些诀窍。”
“我们可以自己干。”黑头发说。“没关系，我乐意帮忙。”
我把千斤顶搬到小卡车的后面，备用胎已经在那儿了。车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用粗布围着，另一个用的是透明塑胶纸。我从透明的那个偷瞄车里，里边有个放杯盘的柜子，一张小桌，两张床型的长椅。所有的东西全都很干净，很整洁，放好，捆牢，以防车开动时滚动。
他们三个人也走过来，围成一个圆，这一次女孩站在中间。我蹲下来，把千斤顶放到轮轴下面，把它固定好。当我开始干时，黑头发和红头发都上前帮忙，不过依我看，他们还不如不帮。
我们用了十五分钟换好车胎。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以便从谈话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看哪一个是“第三者”，但他们什么口风也没透。两个男的只偶尔回答我一两个单字，女的还在清理鼻涕，一言不发。
我摇动千斤顶手柄，使卡车四轮着地。我说：“晤，好了，你们最好一碰到修车店就修好你们爆了的那个车胎，你们总不想不带备用胎到处闯吧？”
“好的。”黑发男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