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们正在生与死的边缘倍受煎熬，而赶在最危急的时候来拯救我们？我还在琢磨不定，国民党兵们一窝蜂地喊了起来：“快跑，共军来了，共军来了……跑啊……”紧接着不管是保安团还是国民党正规军，顷刻之间都变成了发现老鹰的兔子，慌不择路漫山遍野地乱钻乱撞，有的干脆就地跪下双手高高举起枪，好像人家已经把枪逼到了他的头上，其实到这个时候我还没见到共产党的影子。
“趴下，都趴下，不要乱动。”奶奶在寨墙上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我这才醒悟过来，急忙扑过去手脚嘴并用，把我们那几十个婆娘娃娃都按到在地下：“都老老实实趴着谁也别动，谁动就挨枪子呢。”
我跟婆娘娃娃们都紧紧贴着地皮趴着，子弹像一群群惊慌的雀儿从我们脑袋上掠过，好在子弹飞得都挺高，我们暂时还没有危险。我实在想不通，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是神兵天将？怎么保安团的兵跟国民党军队见了他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浑身酥软毫无斗志只知道逃跑投降了？
枪声很快就稀疏下来，说明战斗已经到了尾声。这才多大一会儿？怎么就完事了？我的脑海里蹦出了一个挺文气的词儿：摧枯拉朽。在我们狗娃山上，保安团跟国民党军队没有多大回旋余地，让人家从他们的来路上攻过来，他们就无路可逃了，除非是跑进我们的堡子里，那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或者被打死。
附近传来了喊声：“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接着是枪械铁器落地的声音。我好奇地悄悄抬起头四处窥望，我看到了解放军，他们也穿着黄衣裳，颜色比国军跟保安团的黄色浅了许多，头上戴着软沓沓有帽檐的帽子，帽檐上有一颗红星星。这些人脸色黝黑，从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他们有的正在把地上到处乱扔的武器集中起来，有的正在把举着手的俘虏集中起来。有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看到我们他们停下了脚步，端起枪对准了我们：“咳，你们是干啥的？”
我从人堆里爬起来，本能地撒谎：“我们是山上的老百姓，叫黄狗子抓来的。”
我们这一堆人除了我都是妇孺，一看就知道是老百姓，他们把端起的枪放下朝我们走来。
一个士兵问我：“你们是怎么回事儿？”
我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叫黄狗子抓来替他们挡枪子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解放军会对我们这些占山为王的土匪怎么办，怕他们会学着李冬青拿我们的婆娘娃娃当人质逼迫我们投降，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能放了这些婆娘娃娃。
就在这时候俘虏中有人喊：“长官，那人是狗娃山的土匪头子，别信他的话，那些婆娘娃娃都是他掳来的。”
原来是李冬青，这家伙此刻已经成了俘虏，却还不消停。我对解放军说：“那个喊话的是国民党的县长，省参议员，叫李冬青，是我们这一带的大恶霸。”
解放军马上把李冬青从俘虏中单独押了出来。我又告诉他们：“还有那个刘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于是那个没主见的刘团长也被单独押了出来。
“你是怎么回事儿？你跟堡子里的土匪是什么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再隐瞒也瞒不住了，只好说：“我是伙里的掌柜，这些都是我们伙里的婆娘娃娃，叫国民党抓了来当人质逼我们投降呢，我们不投降他们就要杀我们的婆娘娃娃，要不是你们来得快，我们这些婆娘娃娃就完了。你看看，”我把过油肉的老三拎过来，“你看看这娃娃沟子，就是叫国民党用刺刀割的，就是那个割的。”我又指了指趴在不远处永远休息的四瓣子。
“你就是尕掌柜？”那个领头模样的解放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显然并不是头一次听到我的名头。我有些忐忑，不晓得他这意味深长的打量对我意味着什么。他却再没有说啥，蹲下看了看娃娃的屁股。当我看到孩子的屁股时，心又揪了起来。四瓣子的刺刀割得挺深，肉几乎翻开了，鲜血淋漓，让人看了心疼。四瓣子这狗日的死有余辜，割保安团的时候他专门备了一把钝刀子，怕把人家割得深了；割娃娃的时候就用刺刀狠命地割，一枪打死他真有点便宜他了。领头的解放军看了娃娃伤口马上喊：“卫生员，卫生员，快过来，给这娃娃包一下。”
随即就有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从挎包里掏出纱布红药水给娃娃包扎起来。
“你告诉堡子里的人，放下武器，出来集合。”领头的解放军朝我下命令。到了这种时候，我没有了一丝抵抗的念头，我想，起码他们不会像李冬青那样，在我们投降以后迫害我们的老婆孩子。尽管这样我还是忘不了问他一句：“我们这些婆娘娃娃咋办呢？”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解放人民的，你放心，这些妇女儿童我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愿意让他们回堡子也行，暂时让我们安排也行，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们必须交出武器。”
我试探着问：“你是说我可以把我们的婆娘娃娃领回堡子去？”
“你们的婆娘娃娃当然由你们领，我们领走了你们能放心吗？”
我说：“那好，我先把我们的婆娘娃娃领回去，我们商量一下再给你回话。”
领头的解放军微微一笑，口气却十分坚定地说：“你们还是尽快把武器交出来，这个堡子我们也不占还由你们住着，可是武器得交。”
我连连答应着领了婆娘娃娃们来到堡子下头，堡子的门已经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大门又紧紧闭了起来。婆娘娃娃们找到丈夫的抱着哭成一团，没有找到自己亲人的哭爹叫娘地也是哭成一团，劫后余生的悲伤和痛苦让人忍不住就想跟着他们痛哭一场。奶奶把我拉到了寨墙上头，指着外面的解放军问我：“这些就是解放军？他们要干啥呢？”我对奶奶说了外头的情况，奶奶说，“谁知道这些解放军是咋回事情，我们没了枪在这世上还咋活人呢？”
我说：“解放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来在南方闹红，后来改成八路军跟我们一起打过日本人，我说的尕团长还有那个洪连长就都是他们的人。不过他们对我们这样占山为王的能不能容得下，我也说不清。不过，现在保安团跟国民党都投降了，后山的路可能通了，我们干脆从山后头撒腿子算了。”
奶奶说成呢，我们就绕到了寨墙的后面，后头已经没了保安团和国军，却有解放军的哨兵站岗。我跟奶奶面面相觑，我们的后路还是没通，想跑还是跑不出去。奶奶说：“干脆这样，交一部分枪，剩下的埋起来，下一步咋样看情况再说，他们没有为难我们的婆娘娃娃，看样子不会对我们下杀手。”
我说：“这件事情还得跟伙计们商量一下，这不是你跟我两个的事情。”
我正跟奶奶商量着捣鬼糊弄解放军，就听寨墙外头有人喊话：“尕掌柜，老朋友来了咋拒之门外呢？不想跟我见上一面吗？”
我跑到寨墙上朝外头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洪祁站在堡子下面仰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连忙命令伙计：“快，把门打开，洪连长来了。”
洪连长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打过日本鬼子，他是我们头一次见到的八路军，大家印象深刻，奶奶跟伙里的伙计自然都记得他。奶奶爬到寨墙上一看果然是洪祁，连忙跟我跑到寨子外头迎接他。
洪祁带着两个人跟着我们进了寨子，其他解放军都没有进来，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喝口水，他们谢绝了，说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进入百姓家。他们竟然把我们这土匪窝当成百姓家，我有些好笑。奶奶就赶紧张罗着婆娘们给他们烧水沏茶送到了堡子外面。跟随洪祁来的人把他叫洪主任，我不知道主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主任，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这个县的军管会主任。我请洪祁喝茶，他却说：“尕掌柜，现在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们也得放下武器，统一听从人民政府的号令，今后你们的一切安全保卫都由人民解放军负责。你看还有啥意见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严肃，好像从来就不认识我，跟我没有任何交情。他那坚定的眼神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从今天起，不但我占山为王的日子到头了，全国山大王的日子都到头了。
我看了看奶奶，奶奶说：“缴枪，有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自己还拿枪干啥呢？再拿枪纯粹就是累赘。”
于是我传下了命令：缴枪。伙计们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投降的决定并没有让我感到屈辱或者丧气，我反而从心底深处感到了一阵彻底的解脱、从未有过的轻松。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军是来解放我们县城的，到了县城却扑了个空，听说保安团都到狗娃山打尕掌柜的山寨来了，于是解放军跟着就朝狗娃山进发，既要消灭县保安团，又要收编我们这支土匪队伍。洪祁，就是洪主任，听说我们仍然盘踞在狗娃山上，担心我们不服从解放军的号令跟解放军发生冲突造成死伤，急忙跟在解放军的后面赶了上来，及时劝说我们放下了武器，避免了冲突和伤亡。那天晚上，我们跟解放军一起吃了一顿饭，解放军都在堡子外面野营露宿。洪祁跟我睡在一个窑洞里，给我详细讲了天下大事，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还告诉我我的拜把子兄弟李敢为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次反扫荡中牺牲了，吴参谋长身体也没有养好，前不久刚刚去世。想到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那个跟我一见如故的拜把子兄弟，见不到那个稳重瘦弱的吴参谋长，我非常难受，也许是刚刚经过血与火的生死搏斗，一旦松懈下来人的感情跟体力一样脆弱，我忍不住哭了。窑洞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嬉闹声跟奶奶管教孩子的斥骂声，这平日里听惯了的声音今天听起来格外亲切、感人，就像炎热的夏天把身体浸泡在了清澈的溪水当中，让人身心积存的躁气一扫而光，心灵像是经历了暴风骤雨的天空，纯净、辽阔。我暗暗祈祷，希望我的娃娃们从现在开始，有一种全新的生活，那是一种安宁、祥和、用不着依靠刀枪和暴力谋生的生活。
结 局
放下武器以后，我们被集中起来参加学习，住在县里的解放小学，解放小学就是过去保安团的驻地。学习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使我们这些土匪成为新社会能够接受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洪主任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他给我们讲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我们上山当土匪的阶级成因和社会原因，还给我们讲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故事。因为跟我有那么一层老关系，他也经常到我住的房间跟我闲聊，我听说外面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划阶级成分，便请教他如果给我划成分，我应该是啥成分。
洪主任想了一阵说：“你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又不是商人，更不是财东，按照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看你应该划成流氓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好阶级，这我懂。可是前头加上了“流氓”两个字就让后面“无产阶级”四个字不值钱了。不过，想起我跟二娘还有李敏敏的那些事儿，想起跟李冬青到西安城里逛窑子的荒唐经历，说我流氓也不为过。我没敢和洪主任争辩，红着脸接受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身份。不过，不管流氓不流氓，反正我是无产阶级，怎么说也比李冬青那个“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强得多。土改的时候李冬青被划成地主分子，戴了高帽子游街，浑身上下糊满了佃户们吐的痰擤的鼻涕，整个人变成了路边扔着的大痰桶。他的家产也被分得一干二净。镇反的时候他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才获得大赦。出狱后安排到县文史馆当编辑，成了我的下级，表现还挺好。我摸不透他是真的改造好了，还是装的。
我们伙里的伙计提前结束了整编，年轻力壮自己又愿意的参加了解放军，年纪大的回到狗娃山下种地，土改的时候跟所有贫下中农一样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十来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地，谁还会当土匪呢？我在学习班待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等上级对我们狗娃山伙里的定性，看我们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然后才能根据上级的定性对我的未来作出决定。过了几个月之后，洪主任通知我，上级根据我们的情况，确定我们为进步的农民武装；由于我在革命困难时期支援过红军一百石麦子，又打过日本人，还跟国民党保安团、正规军打过仗，所以给我的定性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民主进步人士。洪主任跟我商量：“你有文化，领导上想安排你到县文史资料室工作，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愿意去，组织上还可以再考虑。”
我说：“没啥考虑的，只要领导觉得我成我就干。”
我于是到了县文史资料室上班，放下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洪主任说，这就是新中国跟旧中国的根本不同，旧中国把人变成匪，新中国把匪变成人。过了半年我还当了文史资料室的副主任，负责主持编写本地土匪和地方武装史。又过了一年，县政协改选，我又被选上了县政协副主席。花花识字，在那个时代识字的女人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白屎壳郎一样珍稀，她的家庭成分又定了贫农，洪主任动员她参加工作，她就当了县妇联的副主任，后来竟然还入了党，当了副县长，官做得比我大。
狗娃山的堡子荒了，再没有人到那里占山为王了。奶奶跟我们一家住在县城，我跟花花都要上班，她就成了我们家的总管。她彻底变了性子，成了一个安分守己安详和善的老太太。如果你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她领着孙子孙女们遛弯，跟小商贩们为买一把炒蚕豆、一捆菠菜一分钱两分钱地讨价还价，你绝对不会想到她就是当年横枪立马飞檐走壁叱咤风云的女飞贼。看着她夏日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享受傍晚的凉风，冬天正午坐在院门口享受温暖的阳光，连我有时候都觉得过去那烽火铁血的日子只是一场梦。我问她过这种日子习惯不习惯，会不会感到闷气，奶奶说现在天下太平，不能再胡作非为了，胡作非为就是逆天行事，绝没有好下场。又说，现在财东都打倒了，穷汉有吃有穿有营生干，太平盛世，她能安安稳稳不愁吃不愁穿地过日子，就是天大的福气。每年清明节奶奶都要回狗娃山一趟，大掌柜跟二娘葬在那里，她要给他们烧纸。她去世以后，我们就把她跟大掌柜葬到了一起，每逢清明节，我都跟花花带着孩子们去给他们上坟。
2005 7 6 厦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