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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例如，张文瓘为大理寺卿的时候，获罪的人都说：“张卿所罚，不为枉也”。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例，开元传信记中记载，裴宽审案，曾接到状纸，为两女子争猫，其状纸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这状纸也可为一笑。
唐代官员有自称为“卑官”者，但记载中很少见。大唐新语卷三有拾遗王求礼谓钦望说：“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唐代家具（）
隋唐五代时期，垂足而坐成为一种趋势，高型家具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新式高型家具的完整组合。偷母咝图揖撸缫巍5省19赖龋谏喜闵缁嶂蟹浅a餍小？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家具的装饰风格也摆脱了以往的古拙特色，取而代之是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所创制的月牙凳，月牙凳在唐画中屡屡可见，它是唐代上层人家的常用家具，也是贵族妇女的闺房必备。月牙凳腿部作大的弧线弯曲，配以精雕的花纹，华美的彩穗，以及编织的坐垫等等，既美观又舒适，与体态丰腴的贵族妇女形象浑为一体，风格情调极为谐和。是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家具。
唐代画家周昉宫乐图。画中的餐桌体大浑厚，装饰华丽。贵妇们座下是月芽凳，又称腰圆凳，凳面略有弧度，符合人体工学。
板足案：案面为长方形，四边有拦水线，下有两足板状腿，是一种进餐用的食案。
曲足香案：案面两端卷翘，两只板状腿弯成一个s形的流畅曲线，在板腿的下端，前后各有一条横枨托住板腿，好似托泥的形式，以此加固板腿。此种弯曲的板腿形式比较少见，是由板足案变化发展而成。
撇脚案：造型极为特殊，案面两端卷起上翘，有束腰，四条腿上端彭出，顺势而下，形成四只向外撇的撇脚，腿的上端有牙条，前后有拱形画枨。
翘头案：板状腿，从其造型来看是一种书桌。
曲足案：案面长方形，曲腿之下有横木承托，比较矮。
平台床：这种四面平的造型是传统床的式样，从整体看造型古老，但局部的精心雕饰却也显得华丽不凡。
箱式床：床座为一箱形，四周镂出扁圆形图案为饰。
屏风床：床上左右无屏，仅在后部设四扇高屏，光洁无饰。
独坐榻：正方形，下有托泥，共有八只腿，腿间为壶门轮廓，是魏晋的古制。
方凳：座面是正方形，但边缘是曲线形，四条直腿的里面内缘是曲线。
三彩柜：有四只较细的兽面腿，柜顶盖已经加大为整个柜盖，身有花饰，很秀气，这是汉以来柜子的发展。
唐代有了较大的柜，能放置多件物品。杜阳杂编：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已有了专门存放书籍的书柜。唐五代时期的柜子从形式看与汉代的柜子区别不大，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柜，有粗壮的四足，柜身较高，周身饰乳钉儿。上部前面正中，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同时都装有暗锁。
在唐代，有关箱子的记载很多。明皇杂录：“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这类箱子，也有称为巾箱的。同书载：“张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折叠之，其厚如纸，置之巾箱中，乘则以水之，还成驴矣。”这个故事虽系神话传说，然已出现“巾箱”之名，由此可知，箱子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
唐代漆家具以雍容华贵为特征，造型华美，宽大舒展，许多家具仍喜用壶门式结构；装饰常采用螺钿、金银平脱、金银绘、木雕、雕漆等高档装饰工艺。唐代家具对日本家具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日本大阪盛产中国式家具。江户时代仿中国家具已在日本广为流行。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珍藏有唐代金银平脱漆箱、螺钿棋案、金银绘（日本称高莳绘）八角镜箱和大量仿唐漆家具。唐代家具用材讲究，家具上的漆饰光亮滑、润。
唐代家具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大都是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高元珪的座椅，四脚粗大，牢牢地钉在地上，安定牢固；六尊者的禅椅，经桌，更是宽大庄重，周身雕以花饰，极为精美。另外如箱式床榻，高大的立屏，板式腿的大案等，都体现出胜唐时代那种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这种法式在日后成为中国家具的传统结构形式。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五姓七家”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Ф苑堆袈魉担骸疤煜率⒚盼ㄎ矣攵辏┐蓿ㄊ希⒄裕ǹぃ├睿ㄊ希┖问抡咴眨浚 钡搅颂瞥┝甏奘嫌跋烊丈睿俅纬搅饲搴哟奘稀Ｌ瞥踝魇献逯荆猿錾聿┝甑幕泼攀汤纱廾窀晌煜碌谝幻呕В艺鎏瞥醋圆┝甑脑紫嘁渤搅死醋郧搴拥脑紫啵┝甏奘纤毂弧疤煜峦莆孔逯凇薄Ｖ劣诼の骼钍虾驼钥だ钍希诒蔽菏保罢叩牡匚灰哂诤笳撸堑搅颂瞥笳咭喾闯罢摺Ｔ诒蔽菏保钥だ钍虾筒┝甏奘喜⒓缜敖骸埃ǖ郏┠陕の骼畛迮蛉耍纱蕖⒙⒅！⑼酢男铡浜蠊Ｕ钥だ钍先宋镉榷啵魇⒓曳纭Ｊ姥愿呋晕逍瘴住！庇刑埔淮钥だ钍细院眨鲈紫�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