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正题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鉴定。”我对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规定允许提任何问题，这不是法庭。
“是精神鉴定，”泰森彬彬有礼地说，“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明白了。”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关于什么的？”
“关于肿瘤。”
“当然。它就长在我的脑子里，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而且每天都在长，无法动手术，医生说我挨不过二个月。”
我几乎能听到上面开香槟的声音，肿瘤终于被证实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药物、毒品或酒精的影响？”
“没有！”
“你是否拥有任何止痛的药物？”
“还没有。”
又轮到扎代尔提问了：“三个月前，《福布斯》杂志把你的财产净值估计为80个亿。这个估算正确吗？”
“《福布斯》什么时候有过确切的数字？”
“这么说那是不确切的？”
“根据市场的波动，我的财产净值应在100亿至150亿之间。”我说得很慢，每个音都非常清晰，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权威感。没人会怀疑这个数字。
弗劳尔决定追问下去：“费伦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叙述一下你的控股企业的组成情况？”
“我能。”
“愿意说吗？”
“也许吧。”我停顿片刻，故意让他们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对我明言，不一定要在这儿泄露私人情况。给他们一个笼统的数字就行了。
“费伦集团是一个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拥有70家企业，其中的几家属于公开招股公司。”
“你拥有费伦集团的多少股份？”
“大约97％。其余的归在一部分雇员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盘问。提问很快转入实质性的内容：“费伦先生，你的公司拥有斯宾电脑的股权吗？”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拥有多少股份？”
“80％。”
“斯宾电脑是一家公开招股公司吗？”
“是的。”
泰森摆弄着一叠公文一样的文件，我坐在这里也能看清他手里的是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季度报表，任何一个稍能读写的大学生都能搞到这类玩意儿。
“你是什么时候买下斯宾的？”他问。
“大约四年前。”
“你当时出的是什么价？”
“2O元一股，一共是3亿。”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条斯里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着他提下一个问题。
“现在值多少？”他问。
“昨天收盘时是43。5美元。我买下以后它配过两次股，所以我现在的投资约值8亿5000万。”
“8亿5000万美元？”
“完全正确。”
鉴定到此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我的智力还能理解昨天的收盘价，那我的对手肯定是会感到满意的。我能看见他们在傻笑，能听见他们在低声喝彩。好样的，特罗伊。见他们的鬼去。
扎代尔问及我的履历。这是为了测试我的记忆力。
“费伦先生，你出生在哪儿？”
“新泽西的蒙特克莱。”
“什么时候？”
“1918年5月12日。”
“你母亲婚前姓什么？”
“肖。”
“她什么时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
“你父亲呢？”
“我父亲什么？”
“他什么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失踪了。”
扎代尔看了一眼弗劳尔，弗劳尔把问题都写在了笔记本上。
弗劳尔于是问道：“你最小的女儿是谁？”
“哪个家庭的？”
“嗯，第一个家庭的。”
“是玛丽·露丝。”
“没错——”
“当然不会有错。”
“她上了哪个大学？”
“图兰大学，在新奥尔良。”
“她学的是什么？”
“有关中世纪的东西。后来她嫁错了人，跟其他人一样。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继承了我的天资。”我看见他们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我还能想见他们的律师、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窃笑，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我娶错了太太这个事实。然而我的生育状况更是糟糕。
弗劳尔突然结束了这轮问话。泰森仍醉心在钱堆里，他问：“你在Moun上ain有控股权吗？”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里。这是个公开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资多少？”
“大约18元一股，一共是1000万股。”
“现在它值——”
“昨天收盘时为21元。在过去的六年里各有一次配股，现在的股金值4亿美元，回答清楚了吗？”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开招股公司？”
“五家。”
弗劳尔向扎代尔瞟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样的提问还要进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还有问题吗？”斯塔福德问。我们不想催促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满意。
扎代尔问：“你今天准备在新的遗嘱上签字吗？”
“是的，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面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这份遗嘱，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财产中可观的一部分呢？”
“是这样，”
“你现在准备好签字了吗？”
“准备好了！”
扎代尔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放在桌子上，两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着，费伦先上日前完全具备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能力。”他加重了语气说。
另外两人立刻附和进来：“我对他健全的智力毫无异议，”
弗劳尔对斯塔福德说：“他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敏锐。”
“没有异议？”斯塔福德问。
“没有。”
“泰森医生？”
“我们没必要跟自己开玩笑，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脑子比我们的还灵。”
哦，谢谢。真是不敢当。你们这帮精神病医生一年拼命也只挣10万美元，而我一年能赚上亿。你们却拍着我的脑袋来评估我有多聪明。
“是一致的意见？”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
斯塔福德将遗嘱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支钢笔。我说：“这是特罗伊·费伦的最后遗嘱，以前所有的遗嘱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遗嘱有92页长，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务所的人起草的。我只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文本我没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后一页，潦草地签上了名字，然后双手搁在它的上面：这群兀鹫永远别想看到它。
“现在休会。”斯塔福德宣布说。人群纷纷退场。按我的吩咐，三个家庭的成员也被催着离开他们各自的房间，滚出这幢大厦！
一架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我，它的图像只传送到档案室；律师和精神病医生匆匆地离去。我让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档德班也坐在那儿。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四个。我从长袍间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开了。从信封里拿出三张带横条的黄纸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
只有最后的几秒钟了，但此刻隐约有一丝恐惧从我心头掠过。
我现在必须拿出比我积聚了几个星期的还要多的勇气来。
斯塔福德、德玖和斯尼德望着这几张黄纸，茫然不知所措。
动，我的心在狂跳。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着地我就肯定死了！
“嗨！”有人在喊，我想那是斯尼德。但我已经把他们撂在身后了。
我这个瘸子走过了，不，几乎是跑过了好几排皮椅子，跑过我的一幅肖像画——我妻子的一幅拙作，跑过房间里所有的摆设，来到那排滑门前。我知道滑门没有上锁，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把一切都排练过了。
“站住！”有人大声在喊，他们在我身后行动起来。整整一年没人看见我走动过。我握住把手推开了门。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
我光着脚走上了狭窄的平台。我没有朝下看便纵身越过了栏杆。
第三章
斯尼德离费伦先生仅两步之遥，他一时觉得能抓住他。见老头从轮椅上站立起来，迈开腿，而且几乎是跃向门口，他惊呆了。
费伦先生的腿已经有好多年没那么利索了。
斯尼德刚跨到栏杆前就惊叫起来，然后无奈地望着费伦先生悄无声息地向下坠落，望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扭动、翻滚，逐渐变小，直到撞上地面。斯尼德拽着栏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哭了。
乔希·斯塔福德比斯尼德慢一步来到平台、目睹了跳楼的大部分过程。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至少那纵身一跃是那么的迅疾；而身体在空中的坠落却是那样漫长。一个体重150磅的人从300英尺的高度掉下去只需要五秒不到的时间，可斯塔福德后来对别人说，那个老头一直在空中飘浮，如同一片在风中飞舞的羽毛。
蒂普·德班紧随斯塔福德来到栏杆前，他只看见费伦的身体坠落在大门和环行车道之间的砖砌露台上的一刹那。不知怎么的，德班手里捏着那个信封，这是他在追赶老特罗伊时不知不觉捡起的。当他站在凛冽的寒风里，望着下面恐怖的一幕，看见第一批路人向死者走去时，他觉得手里的信封越发沉重起来。
特罗伊·费伦的下坠并没有达到他梦想中的戏剧效果。他希望能像天使一样袅袅飘落，拖着长长的丝袍，完成一个完美的燕式跳水动作，然后摔死在惊骇万分的那几个家庭面前；按他的估算，他们这时应该刚好走出大厦。然而。见到他坠地而亡的却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在职雇员，他在一家酒吧刚吃完午餐。耗去了不少时间，这会儿正匆忙地穿过停车场朝这儿走来。他听见有个响声，抬头朝楼顶望去，惊愕地看见个白晃晃的裸体正翻滚着向下飘落，随它一起飘落的还有缠在脖子上的一块像床单一样的东西。它仰面落在砖地上，发出由物体猛烈碰撞而产生的沉闷的声响，那个雇员跑向出事地点，这时，一个保安也发现情况有点不妙，便从费伦大厦旁边的岗亭里冲了出来。他们都没有见过费伦先生，因此谁也没认出这是谁的尸体。死者流着血，光着脚，裸露的躯体扭曲着，手臂上缠着一块布。显然已经死了。
只要再晚上30秒，特罗伊就能实现他的愿望了。几个家庭成员此刻正在第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最早走出大厦的是蒂拉、兰博、泰森医生以及随行的律师，所以他们最先看见自杀现场；蒂拉发出一声惊叫。这叫声并非出于悲痛、关爱或者失落，她只是被老特罗伊横尸街头的惨象吓坏了。惨厉的尖叫声清晰地传到了14层楼上斯尼德、斯塔福德和德班的耳朵里。
兰博觉得眼前的景象真够刺激。在这个沉溺于电视和游戏机的男孩的眼里，最吸引他的是地上那堆凝固的血污。他离开尖叫的母亲，在死去的父亲身边蹲下身子，保安的手重重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是特罗伊·费伦！”有个律师俯身看着尸体说。
“别胡说八道。”保安说。
“哇！”那个雇员喊了起来：
更多的人从大厦里跑出来。接着来到现场的是贾妮、基娜、科迪和他们的精神病医生弗劳尔以及律师，但没有尖叫声，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发作。他们挤在一起，同蒂娜和她的那群人保持着距离，呆呆地看着可怜的特罗伊。
随着对讲机的嘎嘎声，又一个保安来到了现场。他控制住了现场，并叫了一辆救护车。
“叫救护车有什么用？”小雇员说。因为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他觉得自己对事故后果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想用你的车把他搬走？”保安说。
兰博看着鲜血渐渐渗进砂浆的缝隙里，均匀地分开，顺着斜面向附近一个结冰的喷水池和旗杆流去。
一部挤得满满的电梯停在大厅，从里面走出莉莲和她的一家，还有一帮随从：上了和雷克斯都曾经在大厦里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因此就把车停在西面的停车场。这群人正向左边的一个出口走去，这时，靠近大门的一个人喊了起来：“费伦先生跳楼了！”他们顿时改变了方向，来到靠近喷水池的砖砌露台：他们在那儿看到了他。
他们不需要指望肿瘤了。
乔希·斯塔福德过了整整一分钟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的脑子又按照律师的思路运转起来。他在平台上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家庭出现在现场，这才叫斯尼德和德班回到房间里。
摄像机仍开着。斯尼德面对镜头，举起右手，做了不说假话的宣誓，然后强忍住泪水，叙述了他亲眼看见的一切。斯塔福德打开信封，把那张黄颜色的纸举到离镜头很近的地方。
“是的，我看见他鉴了这份遗嘱，”斯尼德说，“就在几秒钟之前。”
“是他的笔迹吗？”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他的笔迹。”
“他申明了这是他最后的遗嘱吗？”
“他说了。”
斯尼德还来不及看一眼上面的内容，斯塔福德就把遗嘱收了回去。他和德班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然后面对摄像机也做了叙述。摄像机关了，他们几个乘电梯去一楼，向费伦先生诀别。电梯里挤满了费伦的雇员，他们既惊愕又急切地想最后见一面平时难以见到的老人。大厦很快走空了。斯尼德在一个角落里饮泣，人群被保安拦到了外围。特罗伊孤零零地躺在血污中。警车呼啸而至，有人给特罗伊的惨状拍了照，然后用一块黑布盖住了尸体
再看那几个家庭，刚才受到的惊吓很快就被些微的哀伤覆盖了。他们低头伫立一旁，沮丧地注视着那块黑布，心里在盘算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事情。看见特罗伊就不能不想到金钱。对一个感情上很疏远的亲属——哪怕是父亲——的哀伤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5亿美元的渴望。
就雇员们而言，他们起初的震惊渐渐变成了困惑。他们都听说特罗伊就住在他们的头顶上，但很少有人见过他。他怪诞、狂痴，而且有病——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进他们的耳朵。他不喜欢跟人接触。这幢大厦里的几个副总裁一年也只见他一次。既然公司在他不过问的情况下也经营得如此成功，那么他们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精神病医生扎代尔、弗劳尔和泰森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你们刚才还宣布他神智很健全，可几分钟后他就跳了楼。
然而，即使是疯子也会有清醒期——他们在人群中哆嗦着，不停地念叨着这个法学术语。就一个精神病人而言，只要他有片刻的清醒期，他的签字就依然能使遗嘱生效。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录像为证。老特罗伊刚才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神智完全正常。
对律师们来说，惊吓很快消除了，而且也没有哀伤。他们毫无表情地站在委托人的身边，注视着眼前惨兮兮的局面。这笔酬金不是个小数。
救护车开上来，停在特罗伊的身边。斯塔福德跨过路障，对保安耳语了几句。
特罗伊很快就被抬上担架运走了。
22年前，为了逃避纽约地方税，特罗伊·费伦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北弗吉尼亚。他花了4000万美元建造了这幢大厦以及周围的设施，另外，居住在弗吉尼亚给他节约了许多倍的资金。他是在一场难缠的诉讼案中遇到乔希·斯塔福德的，当时，斯塔福德是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崭露头角的律师。那一回，特罗伊是输家，斯塔福德是赢家。特罗伊十分欣赏对方的办事风格和锲而不舍的韧劲，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