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吻她，哪怕是在脸颊上吻一下也好。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你最后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他想问她，“你恋爱过，有没有身体的接触？”
然而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自己，他们谈及的只是些并不熟悉的人。她有过一个钢琴教师，他嘴里呼出的气味很难闻 ，以至把乳白色的琴键也熏黄了；他有过一个曲棍球教练，他在一次比赛中伤了脊椎使腰部以下都瘫痪了，她常去的那个教堂有个姑娘怀了孕，神甫在布道坛上说她有罪。一个星期后姑娘自杀了，他有一个弟弟死于白血病，
他抚摸她的膝盖，她显得非常乐意。但他不再有进一步的举动，对一个传教士放肆是没有好结果的。
她来这儿是帮他逃离死神的。她自己和疾病抗争过两次：高烧反反复复，寒颤袭来，胸腔内犹如塞满了冰块、然后寒颤又退去。她还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接着几小时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她拍拍他的肩膀说，他不会死的。她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他心想。死亡是快乐的。
肌肤的碰触停止了。他睁开眼睛找雷切尔，可她已经不在了。雅维两次听见他在说胡话，每次他都停下船，掀开帐篷看看。
他把水硬灌进内特的嘴里，还泼在他浸着汗水的头发上：“我们快到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要到了。”
科伦巴的第一片灯火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有许多次从北部的潘特纳尔航行归来见到这样的灯火，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亲切，它们在远处的山上闪烁，他一盏一盏地数着，直到它们模糊成一片。
当他跳进浅水，把船拖向一根断了的水泥柱时，已经快是晚上的11点了。
这是个废弃不用的码头。他跑向山上的一个投币电话。
瓦尔德穿着睡衣在看电视，他没理会对他嚷嚷的妻子，抽着他晚上的最后一根香烟，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坐着接过电话，但立刻跳起身来。
“什么事？”他跑进卧室时妻子问。
“雅维回来了。”他回过头去说。
“谁是雅维？”
他走过她身边说：“我去河边。”她平时过问得很少。
驾车驶过市区时，他给一位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刚上床。瓦尔德好说歹说才让他到医院等他们。
雅维在码头上来回走着。美国人坐在一块岩石上，头枕着大腿。他们什么也没说，轻轻地扶他进了汽车的后座，车子发动起来了。后面扬起了一阵沙土。
瓦尔德有许多问题，不知该从哪儿问起：“他什么时候病的？”他用葡萄牙语问道。
雅维坐在他旁边，揉着眼睛不让自已睡着。自从在印第安人那儿睡过一觉到现在，他还没有合过眼。
“我不知道。”他说，“时间都搅到一块去了，是登革热。疹子是在到那里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出现的。我想他得病已经有两天了。我也说不准。”
他们疾驶着穿过市中心，根本没去理会红绿灯和其他的交通信号。路旁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路上车辆稀少。
“你们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找到了。”
“在哪儿？”
“离山区很近，我想她是在玻利维亚，离印迪欧港以南还有一天的路程。”
“地图上有没有标示？”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没有一个巴西人会承认他迷了路，尤其像雅维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向导，这有伤他的自尊心，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职业。
“我们进入一个地图根本不管用的泛滥区。我找到一个渔夫，他帮我们的忙。韦利怎么样了？”
“他没事，船沉了。”瓦尔德更关心的是船而不是船上的水手。
“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暴风雨，我们遇上了三次。”
“那个女人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没跟她说过话。”
“她见到你们吃惊吗？”
“她没有显得很吃惊，她非常冷静。我觉得她很喜欢我们身后的那位朋友。”
“他们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
”你去问他好了。”
内特蜷缩在后座上，什么也没听见。既然雅维无所知，瓦尔德便不再问了。等内特好转后他们律师之间再谈这事吧。
他们到达医院时，轮倚已经等在人行道旁了。他们把内特抬上轮椅，跟着勤杂工朝医院跑去。空气黏糊糊的，还很热。在医院楼前的台阶上，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勤杂工正抽着烟，在轻声闲聊——医院没有空调。
那位医生朋友显得很简慢，就像在应付公事。病历报告明天再写。他们把内特推进空荡荡的大厅，沿着过道来到一间很小的检查室，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松的护士。雅维和瓦尔德站在角落里看着医生和护士扒下病人的衣服。护士用酒精和白布擦洗着内特。医生审视着他身上的疹子，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腰部。他全身都是蚊子叮咬的肿块，许多地方已经被搔得溃烂了。他们测了他的体温、血压和心率。
“看上去像登革热。”10分钟后医生说。接着，他一口气向护士交代了要做的事情。护士几乎不在听，因为她处理过好多类似的病人。她开始洗内特的头发。
内特咕哝着什么，但都是与在场的人无关的。他的眼睛还是肿得睁不开，他己经有一个星期没理胡子了，那模样就像是从乡村酒吧外面的臭水沟里上来的。
“体温很高，”医生说，“神志也不太清醒。我们要用抗生素和止痛药对他进行静脉注射。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也许晚些时候能吃少量的东西。”
护士把一块厚厚的纱布绷带放在内特的眼睛上，又用胶带将其固定住。她找了一根输液管开始给他静脉注射，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件黄颜色的病号服替内特穿上。
医生又量了量他的体温。
“很快会退烧的。”他对护士说，“如果没退。给我家里打电话！”他看了看手表。
“谢谢！”瓦尔德说。
“我明天一早来看他。”医生说完走了。
雅维住在城郊，那里的住宅都比较小，街道也没用水泥铺砌。
瓦尔德开车送他回去的路上他睡着了两次。
斯塔福德夫人正在伦敦选购古董，电话铃响了几下后乔希才拿起话筒。
“我是瓦尔德！”电话里说。
“哦，瓦尔德。”乔希揉了揉头发，眨眨眼睛，“这次但愿有好消息。”
“你的人回来了。”
“谢天谢地。”
“他病得很重。”
“什么？他怎么啦？”
“他得了登革热，类似疟疾的一种病，是由蚊子传播的。在这里并不少见。”
“我想他所有的预防针都打过。”乔希下了床，弯着腰，一个劲地抓挠着头发。
“登革热是没有预防疫苗的。”
“他不会死吧？”
“噢，不会。他在医院里。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医生。他正在照料他。他说你的人会康复的。”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说话？”
“也许明天吧，他现在发着高烧，神志不清。”
“他找到那女人了吗？”
“找到了。”
谢天谢地，乔希暗自庆幸。他宽慰地吁了口气，往床上一坐，那么说她果然是在那里。
“将他的房间号码告诉我。”
“嗯，他的房间没有电话。”
“是不是单人房间，啊，我说，瓦尔德，钱不成问题。一定要给他很好的护理。”
“他受到的护理挺不错的。只是这里的医院跟你们那儿不太一样。”
“要不要我去你那儿？”
“随你的便。但没这个必要。你也无法让他换医院，这儿的医生不错。”
“他需要多久才能恢复？”
“几天吧。具体情况，要等到早上才知道。”
“尽快给我回电话，瓦尔德，千万别忘了，我得尽快和他通话。”
“好的，我会尽早给你去电话的。”
乔希去厨房拿冰块，然后在书房来回踱着步。现在是凌晨3点。他放弃了再睡的努力，索性冲了一杯很浓的咖啡，去了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
由于他是个有钱的美国人，他们不必为他省钱。内特用的药是当地最好的。烧退下来一点，出汗也停止了。一种最好的美国产的药物使他的疼痛感也消失了。两小时以后，当护士和勤杂工推他去病房时，他睡得很沉。
当天晚上他得和其他五个病人一起挤在这间病房里。幸好，他眼睛蒙着绷带，而且昏睡不醒。他看不见裸露在外面的疮口，看不见他边上那个不停地抽筋的老人和对面那个像死人一样躺着的病人，也闻不到房间里的脏味。
第三十四章
虽然他名下没有一点财产，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经济处于困境，但雷克斯·费伦对数字还是有些天赋的。这几乎是他惟一得自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个家族的所有继承人当中，只有他有那份天资和精力看了所有六份质疑遗嘱的诉状。看完后，他意识到六家律师事务所基本上是在你抄我我抄你。事实上有些法律术语很像是彼此照搬的。
六家律师事务所在进行着同一场争论，都想从中获得一份高额的利益。现在该考虑一下家庭内部人员的协调了，他决定先从他哥哥TJ那儿开始。他是最容易搞定的人选，因为他的律师正抱着职业道德不放。
兄弟俩同意悄悄地碰个头：他们的妻子是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不让她们知道会以避免许多冲突。雷克斯在电话里对小特罗伊说现在是抛弃前嫌的时候了，经济利益需要他们这么做，他们约好在市郊的一家烤饼店吃早饭。聊了几分钟的足球后，气氛缓和下来了。雷克斯切入正题，对他说了斯尼德的事。
“这是笔大买卖，”他感情丰富地说，“它能直接影响我们这桩官司的成败。”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提到，那张期票，说除了他的律师外其他人都准备签了。
“你的律师正在把事情搞糟。”他神情严肃地说，眼珠子就像盯着熏肉和鸡蛋的苍蝇那样疾速转动着。
“那婊子养的要500万？”小特罗伊不相信地问。
“这是一笔交易。听着，他愿意作证说他是爸爸写遗嘱时惟一和他在一起的人。他现在只要50万，其余的我们以后再想办法整他。”
这句话小特罗伊很听得进去。再说更换律师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客观地说，他也承认亨巴和汉密尔顿所在的那家事务所并不理想。400个律师，大理石的门厅，墙上挂满了艺术品：这一切还不是要客户去支付的？
雷克斯换了个话题。
“六份诉状你都看了吗？”他问。小特罗伊嚼着一口的草莓摇摇头。他甚至连他自己的那份卷宗也没看过。亨巴和汉密尔顿同他讨论过诉状的内容，他在上面签了字。可他没功夫去看那厚厚的一沓东西，比弗那会儿正在车里等他。
“我都看了，看得很仔细，它们写的完全一样。我们雇了六家律师事务所在做同一件事情，对同一份遗嘱提出质疑，这有点荒唐。”
“我也在这么想，”小特罗伊附和地说。
“他们都想坐收渔利，你的律师拿多少？”
“哈克·格蒂斯拿多少？”
“25％。”
“我的律师开价要30。后来谈妥是20。”一丝得意的神情在小特罗伊的脸上一闪而过：他在淡判桌上胜过了雷克斯，“我们可以盘算一下，”雷克斯接着说，“假设我们雇了斯尼德，他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证词，我们也找到了精神病专家，那事情就搞大了。这笔遗产需要有个归宿。就算每个继承人都拿到了。比方说2000万吧，我们这里是4000万。500万被哈克拿走，你的律师拿走400万，一共是900万，我们到手的是3100万。”
“这笔钱我要。”
“我也要。可要是能撇开你的律师，我们联手，哈克就会降低他的酬金。TJ，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律师。他们互相勾心斗角，都窥伺着我们口袋里的钱。”
“我讨厌哈克·格蒂斯。”
“行，让我来跟他打交道。我不要你去和他交朋友。”
“为什么不解雇哈克·格蒂斯，用我的人呢？”
“因为是哈克找到斯尼德的。是他找到了肯贷款的银行。哈克愿意在协议上签字，而你的人要坚持职业道德，这是一桩肮脏的交易，而哈克是这方面的老手。”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刁滑的骗子。”
“是的。他是为我们干活的骗子。如果我们联手，他的份额就可以从25％下降到20％。如果再把玛丽·露丝也拉进来，他可以降到17。5。利比盖尔也进来的话，那就可以降到15。”
“别指望利比盖尔。”
“机会总是有的。如果我们三个同意干，她或许也会考虑的。”
“她嫁的那个恶棍会怎么样？”小特罗伊很认真地问。他没顾及他哥哥娶的是舞娘。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争取。先谈妥我们俩的事，然后去找玛丽·露丝，她的律师是格里特，我觉得那家伙不是个太厉害的角色。”
“不值得大动干戈。”小特罗伊说。
“它关系到我们一大笔钱，该是联手的时候了。”
“妈妈会感到自豪的。”
夏科河上的那片高地已经被印第安人利用了几十年了：渔夫们有时在那儿过夜，来往的船只也时常在那里停留。雷切尔、雷克和部落里另个名叫腾的印第安人蜷缩在一间茅草顶的披棚下，等着暴风雨停下。披棚的顶漏雨，雨顺着风横刮到他们的脸上。独木舟横在他们的脚边。他们已经在夏科河与暴风雨搏斗了一个小时。雷切尔全身湿透，幸好雨水是温热的。印第安人没穿衣服，只在腰间围了一块布，遮住了他们的私处。
她以前有过一条装有一只旧马达的木船。那是属于她的前任库柏夫妇的。有汽油的时候，她就乘这条船来往于四个伊佩卡人的村落，如果去科伦巴的话得花上两天，来回是四天。马达终于坏了，但她没钱添置新的。每年她向总部提出数字很小的预算时，她总是虔诚地申请一条新的尾挂机船，或至少是七成新的。她在科伦巴看到一条售价仅300美元的船。但世界各地的经费都很紧，给她的拨款都用在了医疗用品和《圣经》书籍上。
总部让她继续祈祷：也许明年会有的。
她毫无怨言地接受，如果上帝想给她一条新船的话，那她会有的。至于上帝想不想这么做、什么时候做，那是上帝的事。用不着她去费心。
没有船，她就步行去那些村子，身边总带着一瘸一瘸的雷克。每年的8月，她要说服酋长借给她一条独木舟和一个向导去巴拉圭河：她到了那儿再等向南去的贩牛船或货船。两年前的那次，她一连等了三天，就睡在河边一个小牧场的牛棚里。在这三天里，她从一个路人成为一个朋友，又从朋友成为一个传教士；最后，那个农民和他的妻子在她的传教和祈祷下信奉了基督。
她眼下要和印第安人在这儿挨到明天，等去科伦巴的船。
风呼啸着刮进披棚，她握住雷克的手和他一起祷告。他们不是为自身的平安祷告，而是为他们的朋友内特祷告。
早饭送到了斯塔福德先生的办公室——燕麦片和水果。他不肯离开办公室。他宣布要在那儿呆整整一天后，他的两个秘书急忙调整了不少于六次的约见活动。10点，他在办公桌旁吃了两个面包圈。他给瓦尔德打了电话，对方说他不在办公室，去城外开会。瓦尔德有手机，他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助手送来一份有关登革热的资料，一共有两页，是从因特网上查来的。助手说他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