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进入复活节岛的秘密洞穴叫做维蒂的荒凉地方
“这个给你。”阿坦指着石骷髅说,“这是打开洞穴的钥匙,现在这个洞穴已经归你所有了。”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没容我开口说话,他指了指石骷髅头上两个小窟窿,偷偷地告诉我,本来窟窿里装满阿古—阿古放的骨粉,谁要是动一动这把“钥匙”,阿古—阿古就会把谁置于死地。由于年老的塔胡·塔胡姑母到洞穴去过,仔仔细细地将骨粉全都倒了出来,因此,我尽可放心。阿坦自始至终都管这个石骷髅叫“钥匙”。他告诉我,必须把石骷髅在床下放两天,直到我们一起进洞后才能将这把“钥匙”取出,随身带着。
阿坦坐在小桌旁,桌上的烛光忽明忽暗,一旁放着灰色的石骷髅,此情此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发觉自己果真抓起那把如今已归我所有的、狞笑着的“钥匙”时,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屋里的灯光以及我们的谈话声都很低微,倒是传不到墙外去。但是,外面孤独的骑马人在山坡上来来往往的嗒嗒马蹄声,我却听得很真切。深夜,村子里的活动如此频繁,真叫人纳闷儿。
阿坦提出要求,在他约我们一起到他的洞穴去的那天晚上,到营地来专门吃一顿饭,一顿他称为“库蓝多”的饭,以祈求“鸿运”降临。我要求带个朋友一起进洞时,他起先感到很为难,但是他转念一想,反正这个洞穴现在已经属于我了,我早晚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取出来,那么,带上一个人也无妨。我说要带埃德同去,他听了似乎感到很宽慰,因为他的哥哥胡安曾在奥朗戈替埃德干过活,觉得埃德为人挺好。但是,“三”这个数字不吉利,于是,阿坦就打算带上哥哥爱斯德万,即“村庄艇长”一起前往。最后,我好不容易把摄影师也拉了进去,但阿坦却要再带一个他的人。这样,我们合起来一共六个,因为二、四、六都是吉利的数字。但是,他态度和蔼地要求我再别加人了,因为进洞的人太多,可能会在无意中触怒护洞的阿古—阿古。
到了那个令人盼望的日子,商船船长驾车进村去接阿坦·阿坦。回来时,把阿坦的哥哥,还有一个年轻朋友叫恩利克·蒂奥的也捎上。恩利克·蒂奥是市长手下的长耳人工作队的一名队员。他们来到时,食堂已经开过饭,只有我们几个人单独待在做餐室用的帐篷里。大管轮替我们端来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冷菜。“村庄艇长”低声要求我,今天给他的兄弟阿坦送一些祈求“鸿运”降临的礼品,也给塔胡·塔胡姑母送些礼品,因为是她同意把洞穴割爱给我的。那天一大早,塔胡·塔胡姑母还特地到洞穴去,在入口处给阿古—阿古烤了一只母鸡。
我们坐下吃饭时,这几名当地人先画了十字,低声祈祷了一阵。祈祷完毕,阿坦天真地抬头望着我解释道,这是“奥特拉—科萨—阿帕特”,即“另外一件事”。接着他把身子往前一靠,隔着饭桌对我们低声说,吃饭前我们都得用波利尼西亚语朗诵:
“我是挪威的长耳人,我在吃挪威长耳人的土灶里煮熟的食物。”
埃德走进帐篷给我捎来个口信。这时,我问道,由于他将和我们一起进洞,可否让他跟我们一起吃“鸿运”饭。于是,埃德也只好带着很重的美国口音用波利尼西亚语说,他也是挪威的长耳人,正在食用挪威长耳人的土灶里煮熟的食物。接着,大家继续用餐,神情严肃,谈话的声音都很低。席间谈论的尽是有关神灵和洞穴的事,这些事对我们来说非常古怪,正如餐桌上的饭菜使客人感到非常希奇一样。阿坦手拿乳酪勺子,把大量黄油送入口中,并将一瓣瓣柠檬放在面包上,而不是放在茶里。就这样吃法,食物也同样美味可口,客人都吃得很欢。大家饱餐一顿后,三名当地人就走进空帐篷休息去了。
黄昏后,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阿坦才前来告诉我,现在可以出发了。他脸色严肃而庄重。很明显,他认为即将把洞穴转让给我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我走进帐篷向伊冯告别,把装在邮袋里狞笑着的骷髅头从床下拿出来。这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一段漫长而奇异的旅途。至于究竟应该怎样使用这把神奇的“钥匙”,我也说不上,别人也说不上。除了祖传秘密洞穴的原主外,我是第一个拿着这把石头“钥匙”的人。伊冯递给我一只坐飞机旅行时用的手提包,里面装有送给老塔胡·塔胡的礼物。接着我走出帐篷,前去告诉埃德及摄影师,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帐篷外一片漆黑。
绵羊饲养场坐落在本岛中央高地那个叫做维蒂的荒凉地方。我们打算乘吉普车开过维蒂,然后在维蒂和村庄中间的一个地方下车,步行到洞穴去。为了遮人耳目,我们在车后装满一包包要洗的脏衣服,由商船船长驾车将我们送至维蒂。到了维蒂,船长就将衣服交给阿娜罗拉,她是饲养场的女管事。由于阿娜罗拉和她的一些女友能就近利用岛上惟一的水管子,就请她们替我们洗全部的衣服。水管子里的水是从拉诺阿罗伊火山的地下火山口湖流过来的。
第八部分:进入复活节岛的秘密洞穴村庄艇长
摄影师接过方向盘继续驾车前进,车里坐着三个当地人、埃德还有我。出发时满天星斗,可是现在却下起阵雨来了。阿坦严肃地坐在摄影师和我之间的工具箱上,显得心神不安,他向我耳语说,需要有“鸿运”降临。我听见“村庄艇长”以低沉阴郁的声调向埃德说,好像风向已经改变了。那天晚上,虽然这几位当地人神情紧张,但是我也不清楚到底什么事使他们心神不定,也说不上是否因为这一场合非常严肃,所以他们无法感到轻松自在。我很担心半路会出什么事,使他们在最后时刻改变行动,因为教堂司事弟弟的例子,我记忆犹新。
坐在后排的埃德及两名当地人不再说话了。驾驶吉普车的摄影师当然不会说话,因为他既不懂西班牙语,也不懂波利尼西亚语,只能和当地人打手势。当他突然停住吉普车,下车察看所有的车轮时,阿坦兄弟俩吓坏了,询问出了什么事。我竭力安慰他们,说一切都平安无事。很明显,他们俩都忧心忡忡,注意察看有没有出现任何不祥之兆。我自己也心惊肉跳,生怕汽车突然抛锚。摄影师由于不懂我们说的话,就用手势乱比画,意思是说,他担心只有三只汽缸顶用。然而,吉普车依然沿着弯弯曲曲的深车辙颠簸着前进。我们头上的星星又在飞掠而过的云彩间闪烁了。阿坦兄弟俩如坐针毡,异常紧张。车开到预定地点时,阿坦突然改变计划,说是最好把车径直驶到汉加罗阿,在他家里等候,等到全村的人都入睡后,我们再动手。
我们驱车来到村子时,他又改变了主意,说是他的阿古—阿古提出,汽车得驶至他哥哥的屋子而不是驶到他自己的屋子。于是,我们就打开车灯,穿过村子,拐到教堂前面的海岸,沿石墙向北开了一段路。到了那里,他们让我们关掉车灯,停下车来。我们几个人越过石墙,冒着蒙蒙细雨,穿过遍地石块的田野,只留下恩利克·蒂奥看守车子。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分量很轻的小块熔岩石,行走起来非常困难。由于我们这些人中摄影师年龄最大,所以阿坦就主动让摄影师扶着他的肩膀,免得摄影师扭了脚脖子或是摔倒。阿坦三番两次向埃德轻轻地说,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土地上行走,保证平安无事,因为他心地善良,他的阿古—阿古准会保佑他的朋友安然无恙地通过这里。他还天真地说,他对别人一向友善,将食物施舍给那些没饭吃的人,对向他求助的人总是细心倾听,因此他的阿古—阿古对他很满意。
布满乱石的田野中央,有一间石灰粉刷过的小茅屋。“村庄艇长”小心谨慎地又敲窗户又敲门,才把妻子叫醒。折腾了半天,一个三十出头儿的妇女出来开门了。她长得很美,乌黑发亮的松散长发披在肩上,身材匀称,举止大方,只是略嫌粗野了些。虽然“村庄艇长”一家都是长耳人后裔,他还是在短耳人中找了一个美貌超群的妻子。
茅屋中央有一张小桌,桌子两旁放着两只凳子。那位美貌妇女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近小桌,放上一枝短小的蜡烛。“村庄艇长”走出屋去,过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封面已经脱落的手稿。他倍加小心地把它从装水泥的旧纸袋里抽了出来,放在我们面前的烛光之下。
这份手稿使用的是智利小学生的抄写本,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褪色。本子上每页都写着古怪的朗戈—朗戈符号;工整地描着小小的鸟人像、鬼怪像及其他稀奇古怪的符号。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并不陌生,因为在复活节岛的神秘象形文字中也曾见过。我翻了翻,发现其中有几页尽是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而有几页却像小字典:左面一栏工整地写着朗戈—朗戈符号,而每个符号的右边标着用初学者歪歪扭扭的罗马字母拼成的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语的字义。
我们围坐在蜡烛旁,对着这本褪了色的朗戈—朗戈书稿,惊讶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很明显,这本书并不是“村庄艇长”为了故弄玄虚而编造出来的。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书写这些神秘符号的人确实掌握朗戈—朗戈符号的秘密的话,那么,对于解释复活节岛古老象形文字来说,这本普普通通的掉了封皮的小书就具有巨大的价值。
我注意到,其中有一页写着“1936年”几个字,于是就询问“村庄艇长”,这本珍贵的手抄本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他说是他父亲去世前一年交给他的。他父亲既不写朗戈—朗戈文字,也不会写现代文字,但“村庄艇长”听父亲说,这本书是父亲亲手抄成的。父亲比着一本破旧不堪、爷爷写的旧抄本一笔一画临摹下来。“村庄艇长”的祖父是位博学之士,能在木板上刻写朗戈—朗戈文字,刻写完毕后还能吟诵这些经文。那时,岛上一些当地的专家还健在,他们曾流放到秘鲁被迫充当奴隶。在那里,他们学会了书写现代文字。其中有一个人帮助他的祖父把这些古老符号的神圣意义记录下来,以防失传,因为奴隶贩子前来袭击时,这些老一辈的专家几乎都与世长辞了。
面对这本手稿,阿坦及“村庄艇长”的妻子也同我们一样感到非常惊奇。手稿的主人自豪地向我们说,到目前为止,他从未让别人看过这本手稿。他把书稿放在水泥袋里,藏入自己的洞穴。每当他怀念父亲时,才偶尔把书稿拿出来。他决定在这本手稿散失前重抄一本,但他又觉得把这四十一页娟秀的符号一一临摹下来,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建议让摄影师把这本书借走,照下相来,再送他一本复印本。他犹豫了好久,终于同意了。这本丢失了就无法弥补的书稿,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因为考察队的轮船开走后,一天黑夜里,“村庄艇长”驾着小船出海了,至今下落不明。也许这本书稿依然藏在他的洞穴里,而洞穴的入口处已经失传;或许这本书稿随着主人一起漂向遥远的大洋了。
第八部分:进入复活节岛的秘密洞穴把仇人置于死地
按照当地的标准,这时天色已经很晚,我说我们是否该走了。但是,“村庄艇长”却还留我们坐一会儿,他知道还不到11点,因为附近有头母牛一到11点准会哞哞地叫。我并没有听见母牛叫声,不久,我们起身告辞,那位黑发妇女手拿蜡烛帮我们照到门口。阿坦再次谨慎地让摄影师扶着他的肩膀,走过这块满地乱石的田野。我们很快返回吉普车。看车的恩利克正伏在驾驶盘上酣睡。我们把他摇醒,乘坐吉普车继续沿车辙向北,朝麻风病防治站的方向驶去。接着,一拐弯儿,沿着确实是由牲口踏出来的小路向本岛腹地行驶。天很黑,“小路”在哪里,全凭我们主观臆测。一路上,阿坦只好从车上伸出手指路。他的手上缠着白色绷带,这是他患血毒症后留下的惟一标记,用它在夜晚指方向倒挺合适。
车行半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普那保,把发髻采石场远远抛在后面。阿坦打个手势叫我们停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们被车颠簸得很厉害,因此,车刚刚停下,六个人赶忙下车,舒展舒展双腿。后面远处的村子黑洞洞、静悄悄的。毛毛细雨已经停止,天空中又布满闪闪群星。“村庄艇长”仰望夜空,悄声说,我们都很“幸运”,因为雨不下了。这番话出自一位复活节岛岛民之口,埃德和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特别,因为旱季中的阵雨总是受到岛民欢迎的。阿坦又热切地说,他深信一切都会很顺利,因为塔胡塔胡姑母拥有神力广大的马纳,她不但嘱咐他该如何行事,而且亲自在洞口准备了土灶。
我们得先越过一堵乱石堆成的高墙,才能步行前进。到了这里,阿坦接过摄影师的全部摄影装备,帮他翻过这道屏障。我心里很害怕,担心有人会摔下来,弄塌墙顶。果真如此,当地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当做不祥之兆。翻过墙,有条小路,他们叫我用手电筒仔细照着,给他们带路。但是,不久我只得停下脚步,因为电池用完了。阿坦兄弟俩紧张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竭力安慰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十分不安。最后,摄影师把他的手电筒偷偷地塞给我,我又能继续带路了。
小路绕过了一块玉米地。地里有几块多石地段,光秃秃的没长玉米。最后,小路通到了一个地方。后来阿坦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叫玛泰米亚。玛泰米亚是复活节岛居民给火星起的名字。我竭力想辨清方向,但是,除了我脚尖儿前的手电筒光外,四周很黑,只能依稀看到星星下三座圆形小山的轮廓,此外什么也看不见。这三座小山中有一座在我的正前方,另外两座在右边。
我们六人临时凑成一个小组,它兼具古今社会两种极不协调的特色。组员们默不作声在黑夜中行进,这真是世上罕见的事情。我走在最前面,肩上背着航空旅行手提包,里面装着“村庄艇长”的那本朗戈—朗戈书稿。阿坦给的那个龇牙咧嘴的石骷髅头,放在挪威皇家外交部的邮袋里。后面五人一个跟着一个,手里拿着摄影设备及空的硬纸板盒。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块长着高高野草的田地,地里的草已经枯干。阿坦轻声说,我们得停下来,并关上手电筒。
阿坦的哥哥,即“村庄艇长”,离开队伍向左走了五十码左右,背朝我们站在很高的草丛中,然后开始用波利尼西亚语低声说话。夜阑人静,他在开阔的田野里突然说话,听起来特别清晰。他的声调抑扬顿挫,从容自如,悦耳动听,即使他说得很响时,也不是直着嗓子大嚷。的确,在他前面的草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星空下,只有他独自一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他的背影清楚可见。阿坦兴奋地轻声告诉我们,他哥哥在对附近的阿古—阿古说话,求它们保佑。“村庄艇长”回来后嘱咐我们说,离开小路时,不能嬉笑,也不能高谈阔论,表情要严肃。这次他又叫我带路,让我领着大家穿越草地,走过他独自一人曾经站着说话的那个地方。
干草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四处。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住脚步。“村庄艇长”蹲下来用双手扒拉沙土,不久就扒出一片绿油油的香蕉叶。原来,那天早晨塔胡塔胡姑母在这里准备好一个“乌穆”,即波利尼西亚的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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