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张了张嘴,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困难,想了想,他还是说道,“这个,一直坚持理想的人也是有的,你看看五号同志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主席同志也是。”
陈安平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是啊,”他有些沉默了,“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党内并不多,以前能够做到和舟共济,万众一心,现在反而做不到了,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陈安平苦笑着摇了摇头,“即使是封疆大吏,也是为国家考虑得少,为自己考虑得多。”陈安平冷笑了两声,“以前,国家计委掌管全部经济大权,地方上叫苦连天,水楼稍微松一点,地方就不把钱当钱,没命地上项目,摊子铺得太大。主席同志出来负责任,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这下家伙们,现在公心是越来越淡了。”
“呃,”孙瑜有些迷惘,显然陈安平此时所说的这些话他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世界的朋友同事说的,但是孙瑜此时的心思完全没有在听陈安平回忆发牢骚上,他抿了抿嘴,“我的腕表。”
“呀,”陈安平停了一下,随即看着孙瑜,“你自己能够找出来吗?”
孙瑜耸了耸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也许会有麻烦。”
“我觉得也许不是麻烦。”陈安平说道,“不如我们去五号同志那里一趟。”一边说着,陈安平走到了房间的电话旁开始给五号同志打电话。孙瑜在一旁听着陈安平在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之后,一直不停地说是,孙瑜一时之间也没有心思去听五号同志在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了。
因为陈安平的缘故,这些历史上的糟糕事件发生得很有节制,TG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以一旦它自身的立场不站在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一边,它本身就被取消了哲学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是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这个国家的性质就改变了。譬如国家由大资本家联合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那么即使它在他的国会或者议院放上几个劳动人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的问题是,官僚们本身催化了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作为劳动人民委托的代表,官僚阶层本身把持着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王亚南同志早就认识到,为了统治,一个官僚阶层是不得不存在的。
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所谓的历史一乱一治的循环论就指向了这个问题。主席同志当时信心十足回答人民民主的监督会克制住这个问题。
在进入北京城,建立全国政权的前夕,主席同志同样对于这个问题发出了警告,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里有一个心态的转变问题,TG党员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最初的意愿和意志贯彻下去而不是追随着历史的旧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57年的运动,原本希望发动一场党外针对党内的监督运动,结果没有料到那些旧时代出于人上人的地位的民主人士错判了形势,光明正大地将轮流坐庄的念头抛了出来。夺取政权这个最大的矛盾将党内和党外严重对立起来,逼得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这里面又有谁在借机浑水摸鱼,搅乱局势,将问题扩大,这是一个很难知道的事情了。当年那些公开的发言还留在历史的报纸上,如果去仔细阅读就可以知道后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不如他们的前辈多矣。
当政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倦怠也就越严重,当初包含理想奋进的革命者,逐渐被培养成为了守旧的官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始终太少,所以很难创造出一种新思维,旧的思想的沉淀逐渐发挥其影响。革命的旧人也会堂而皇之地认为,既然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那么也自然应该由自己来坐,带领自己打天下的领袖应该自然而然地论功行赏,将自己的地位固定化。
这正是某位领袖所担心的,某些人疯狂吹捧的前七年和前十七的成绩,大有认为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应该如何如何的意思,但是前七年和前十七年所产生的问题认识则很不深刻。这些问题积累起来会不会有一个总的爆发?就如同改革开放12年以后,一波下岗潮将中国经济问题总爆发出来一样,当时领导同志驾驶着飞机硬着陆了。又如医改之后,矛盾的积累以医患关系紧张,有人拿刀对着医生乱捅爆发出来;又如房改了之后,经济的发展,问题总积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房价暴涨的形势爆发出来等等。
就好像美国人、欧洲人借钱太多以债务危机的方式问题爆发出来一样,欠的钱总是要还的。
封建的思想重新占领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件难以猜想的事情,TG党员虽然多,但是和整个国家来比还是一个少数,那些曾经存在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天然地垄断着一些领域的地位。所以问题在某些领域显现出来再正常不过了。
封建思想的残渣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洋面包的冲击,整个中国概不能免。于是血统论居然堂而皇之地被提了出来。在TG的内部,关于革命接班人的想法也带有普遍的封建思路。当然,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所产生某种传统,在政权草创之时,所有人同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资望是领导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主席希望维系住党的立场,又对已有的官僚人员失望,他所寄望的新鲜血液自然承受了已有的官僚体系最坚决的反对。
这让孙瑜想起了梦如神机那部著名的小说来——所谓的十大神将,三大天尊才有天帝的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封建的思想的证明——但是你又不能否定它具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当体系的成熟胜过了个人的威望的时候,交接班制度才能够威严地树立起来,这个时候共青团就发挥最大的作用了。
第013章 只有开会能够解决问题
陈安平和孙瑜来到了五号同志的办公室,邬团长满脸惭愧地迎接了陈副总理,邬团长喃喃地和陈副总理身边的孙瑜同志说道,“对不起,杨文同志,”他很是惭愧的样子,“我没有保管好你的东西。”
孙瑜耸了耸肩膀,就和陈安平一起走进了五号同志的办公室。
“杨文同志,我很惭愧啊!”五号同志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和孙瑜握手,“我会尽快找到你的东西的。”
“您不用太操心了。”孙瑜说道。
“怎么?你还有线索吗?”五号同志看了看孙瑜,然后把目光落在了陈安平的脸上。
“呃,”孙瑜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说道,“您做的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我自己总有办法解决的。”
“杨文同志,你现在留在这里,我是又有些不安,又有些高兴啊!”五号同志叹了一口气,他请孙瑜和陈安平到一旁的沙发坐下,开始畅谈自己的想法。
“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也觉得现在有些不好,中央自己的思想没有统一,下面就有些无所适从嘛!大家经验都不多,难免犯错误,本来这是正常的,但是掺和进去了权力斗争就显得不正常了,杨文同志你告诉我们的东西很有意义,我最近也在想,是不是把审计署建起来,”
“总理,我觉得,”陈安平咳嗽了一声,“是不是提议召开九大?”
五号同志一时之间愣了一下,他用疑惑和审视的目光看着陈安平。
“孙……咳咳,杨文同志带来的讯息很重要,”陈安平咳嗽了两声说道,“关键是我们也能够逐渐认识到了我们日后所犯的错误是因为什么,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不少苗头了,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共识,以大会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我们党的下一个阶段的指导思想。”
五号同志陷入了沉思。
陈安平继续加猛料,“总理,按照目前的局面下去,两个方面爆发冲突是必然的,总理您不能够总是置身事外,既然已经出现了某种苗头,就要将其扑灭,现在来看,出现了问题,将其在萌芽阶段解决最好,不能够等到问题出现一个总的爆发,而将事情的发展控制在我们手中最为有利。”说完陈安平给了孙瑜一个眼色,“有很多事情当着那么多人不好讲,现在有些事情可以告诉您了。”
孙瑜舔了舔嘴唇,深深吸了一口气,在五号同志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将另外一个世界1966年至1976年的历史讲了出来。
话说这天晚上,五号同志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
“杨文同志,既然经过了三十年左右时间我们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话,说明286同志是有功的,改革的思路也是对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
“嗯,你这样说也不错,这个关键就是国家的性质改变了,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想要回到原来的路线上来确实是不可能的了,固有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都完全改变了,这样的话无论是继续左转或者是继续右转都必须采用持续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两个极端的动乱,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历史的走向到了那个时候实际上并不完全能够由国家官僚阶层掌控了,集体领导更加削减了按照某个思路扭转国家道路的权威,这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耐心的工作,无论是左转或者是右转都是一样。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提法在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必须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才能够避免伴随着繁荣带来的两极分化。”
……
“因此,无论是左转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右转削弱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把国家的杠杆作用继续削弱,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将政府责任进一步削减推向社会,这都面临着种种问题,并不是说了就可以做的。无论是哪一种想法,作为承担责任的统治者,都不得不面临选择的后果和后续的处理。我们后续的政府,无论它的理念是什么,它都必须面临如何用政策稳定社会的难题。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转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当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切现有实用的手段不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必须重新想起来一个彻底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许有正确的思路,也许有错误的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了,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或者如同福山所说的那样,历史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切社会模式的终极状态。因此人类社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不够自由,不够民主。这两种思路,都可以经由社会实践的检验,尽管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了阿富汗、利比亚、埃及等多个例子了。”
“当然,也许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资本主义极其发达,一直以来,北欧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斯大林在做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的时候既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又是向后迈出了一步。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现状已经明确向我们指出了,共产主义将是一个长期——历史学上的长期的过程。”
“经历了日后漫长的经验之后再重新来看眼下我们所处的社会,水楼刚刚过去,八大会议上已经公然开始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如此空泛,以至于没有看到国家资本主义建立起来之后,官僚阶层开始成形以后,所谓的资产阶级失去了实际的力量蛰伏下来之后,人民群众——农民和工人阶级和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取代了旧的阶级矛盾。”
仅仅从几年前的经验就可以看出来,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何在?这个开始日益僵化地上层建筑,并且开始天然地将自己的地位视为自己理应所得的东西的时候,应该如何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的承诺呢?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持有者资本家是天然的统治者,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僚是天然的统治者吗?
这个问题,比政治派系斗争严重得多。
现在看起来,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社会的成员必须拥有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统治阶级接纳新的成员的机会应该面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开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在于选择自由,机会平等。
要打破只有能够吃茶叶蛋、喝可乐的权贵家族的成员才有资格统治国家的权利。
“意思是要加强义务教育?”
不仅仅是义务教育,是要开放一切获得教育的机会。我们的国民,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没有机会完成六年义务教育,即使是现在,大学教育依然是某些人的专利,这就天然地将绝大多数的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那么眼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都是什么人呢?——我们自己党内高官的子女,民主人士和资本家们的子女,那么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呢?
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无论怎么被诟病,被质疑,从本质上讲,它的初衷都是一个公平选拔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一旦失去,后果就是不公平的内幕和关系选拔了。
因此,一旦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主席同志最关心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那些山头主义、小集体主义等等已经是成千上万年的流毒了,根本是不可能用制度克服的。
1957年的问题也显示当时的现状,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和国在很多关键的位置上不得不继续任用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员,这一批过去时代的精英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远远低于过去时代,于是满腹的牢骚在1957年爆发了出来,如果继续拖上几年,等新中国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顶替掉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所能够造成的影响,也就有限得很。
孙瑜所来的时代,种种政治运动和学习都已经流于形式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记得一点,经过了基层工作锻炼的人,即熟悉了基层工作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必然比只会做办公室的人好得多。当然,在基层只会糊弄上级领导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这样看下来,依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农村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第014章 新的计划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陈安平像是给孙瑜在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应该说人类在经济上的经验大多数来自于资本主义时代,从亚当·斯密开始,即使是马克思也没有告诉大家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么搞,我们所有的参照物只有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重工业迅速地积累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地位,但是国民经济如何搞这是一个大问题。”陈安平把目光看向了孙瑜,“你觉得我们后世的经验对于眼前应该如何参照?”
“其实我觉得286同志干得不错,而且何新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采用莱茵模式,配合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然后再加上保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样就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孙瑜咬了咬嘴唇,“这是学过政治经济学和稍微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能够想到的吧?”
“想到倒是不难,关键是如何实现。”陈安平抿着嘴说道,“眼下和十二年之后不同,即使是十二年之后,思想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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