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项城右者。”徐世昌听出话头不对。赶忙替袁世凯说话，“和谈尚未正式开始，陈先生怎就做出结论，欲使和谈破裂。”
“他不行。头脑陈旧，治政办法老套，还是封建传统的那些手段。”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转而岔开话题，说道：“徐先生，此番请您前来。是想与您探讨一下东北三省的建设，以及如何抵制日俄侵占。您在东北经营有方，陈某是诚心请教的。”
徐世昌去东北任职之初，东北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
比如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至于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民，修铁路，通电话，也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虽然陈文强把话题转到了徐世昌最为自豪的事情上，但徐世昌却心不在焉，始终在琢磨着陈文强话中的深意。出于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他自然希望能由袁来组织政府。
陈文强却仿佛刚才没说过什么似的，与徐世昌谈得融洽。发展工商、实业，本也是他的强项，眼光和魄力又比徐世昌更远大，对徐氏新政给予肯定的同时，有很多见解和政策，更令徐氏感到钦佩。
“陈先生洋务娴熟，徐某早有耳闻，今日叙谈，方知盛名无虚。”徐世昌半是恭维，半是中断地拱了拱手，重新把话题拉到和谈上，“东北开发势在必行，方能抵挡日俄侵略。然国事不定，国家不稳，这些政策措施实现也难。南北和解，结束内战，此乃国民之愿，亦是国家之福。和谈为万众瞩目，纵有分歧，难道就真的不能弥合，陈先生万不可轻言放弃。”
“我也希望能弥合分歧。”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突然问道：“徐先生，您认为清廷是亡于革命，还是亡于自身腐朽；满清时，贪官污吏遍地；新政府的工作，是不是应该从整顿吏治开始？没有相对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新政或者说是惠政能够贯彻实施吗，能够不变成苛待百姓的恶政吗？”
徐世昌想了一会儿，模棱两可地说道：“清廷自身有毛病，革命是外部力量。两者都有吧！”
“我们推翻清廷，是要结束****、独裁的封建时代，是要终结腐朽、无能的政府。”陈文强并不反驳，缓缓说道：“革命的成功不仅是清帝的退位，还包括建立一个高效、廉洁、民主的新政府。袁世凯能够胜任政府首脑吗？我觉得他不行。因为他还停留在北洋的小圈子里，没有放眼全国，没有把自己放在国家元首的位置上，没有一颗公心。”
“我，不太明白。”徐世昌皱起了眉头。
“徐先生治理东北时，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并向全国招揽一流时务人才，方使东北三省人才济济。”陈文强微微一笑，解释道：“当时徐先生重用之人可有地域之分，唯才是举令人钦佩。而且，为清吏治，徐先生对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又可曾顾念情面，纵容包庇？”
顾及情面之事是肯定有的，但陈文强却不说，只讲徐世昌的功绩。而徐世昌是何等人，立刻明白了陈文强话中之意。
“袁世凯以北洋起家，以北洋为基，视北洋旧人为亲信，哪管其才略、品德？”陈文强把话说得更加明白清楚，“任人唯亲是可以想见的事情，澄清吏治呢，也定是厚此薄彼，打压异己、包庇亲旧。徐先生，你也不用替袁某人说话，你也知道袁某人便是的这般的传统权谋思想。”
徐世昌摇头反驳道：“事未发生，陈先生不可先以恶意揣度。袁项城才略兼具，目光岂能如此短浅？如能担任大总统，自然是由北及南，从全国着眼，脱出北洋之旧窠。”
陈文强嘿嘿一笑，也不想多辩，而是转到了东北，希望徐世昌能再度出山，继续建设开发东北三省。
东北的局势现在如何呢？复兴会难道没有派人在东北活动？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人或许把东北当作满州，甚至孙zs也曾给满清亲贵写过信，建议他们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但宋复华、陈文强等复兴会高层却一直关注着这块遍地是宝的黑土，因为东北形势最为复杂，日、俄势力最大，最是难以处理。
第二百三十一章 东北局势（）
但由于东北的基础较为薄弱，东北复兴会会员便接到了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时机的命令。袁世凯将东北的军队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奠定胜局。
而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
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而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
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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