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血路救赎)- 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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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事定，则切断了北洋第五镇从桂林进入湖南的退路，再有吴禄贞所率的广东新军在东面的堵截，除了向贵州转进，再无其他路可走。

　　　　而一支军队就算能靠沿途劫掠取得粮饷，可弹药没有持续的，又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只要中间横断的革命方略获得成功，北洋第五镇和湖北第八镇就将是不战而胜的敌人，甚至把西南革命军全部抽调一空，滇、桂的根据地全部放弃，整个革命大势也不可扭转。

　　　　而现在的西南，革命军与第五镇、第八镇在广西和云南看似打得很激烈，但革命军正逐渐调动，一是入川，二是在东线集结，以便使吴禄贞所率的人马能够不断抽调，布置在向武汉进军的各个要点上。

　　　　时间很紧，革命联合阵线，当然还是以复兴会为主，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筹划，就等着计划实施的倒计时开始行动。

　　　　而陈文强的任务很重，别看他象游山玩水一般，却在布置着进军主要路线粤汉铁路通畅的工作。沿途的铁路巡警、武装警察，再加上铁路公司的调度人员，以及要调用的机车、车厢。都需要周密安排的。

　　　　除了人员布置，军工生产也全部转入满负荷生产，钱如流水般出去，换来的则是枝弹药的充足。

　　　　当陈文强再次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一九零八年的十一月，离半年之期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国内的形势正在起着急剧的变化，宪政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希望清廷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未到期以前。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同时，又请求“从速建设责任内阁”，特别说明责任内阁代皇帝承担内政、外交责任，可使君权“安于泰山”。

　　　　但清廷无疑使宪政派失望了，清廷虽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到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于是，他们再次发动请愿，并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一九零八年九月五日。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首先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到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但宪政派有些言辞激烈的威胁遭到了口气更加严厉的上谕斥责，“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渎请。”

　　　　显然，慈禧这个女人不准备轻易服软。她当然有她的顾虑，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但慈禧也感到了震惊和忧虑，当她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忍不住面色阴郁、久久无言。

　　　　“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立宪派对于再次碰壁，也有思想准备，但却绝不善罢干休。“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

　　　　十月十六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同时，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

　　　　十月五日，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允为代奏；十日后，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十月二十三日，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十月三十日，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六千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数十万。

　　　　但是，清廷已不愿意再行更改，随后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还将直隶代表温世霖找了个借口发配新疆充军，以杀鸡儆猴。

　　　　在陈文强看来，清廷的拒绝正合他的心意。同时，这场请愿运动不管成败，那些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还有那些割臂、割股写血书的壮举，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民众正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促进一种大变革的发生。

　　　　而且，随着请愿运动的持续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地方实力派开始表态支持。特别是汉人督抚，从袁世凯、张之洞身上已经看到了清廷借预备立宪为名，以剥夺汉族督抚权力为急务，也就拿起君主立宪这张王牌，希望通过责任内阁与亲贵抗衡，防止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也隐含有联合起来与中央抗衡的意味。

　　　　有因就有果，清廷之所以能被推翻，实在是因为历史旧债太多，施政失当，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但就在陈文强继续筹措，开始了倒计时的紧张工作后，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大变革立时便如同添加了催化剂的化学反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改变着国内的形势。

第一百九十六章　政坛地震，发动在即（）　
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在相差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相继死亡，正如一个外国记者所说：“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随她一起死去了。”

　　　　一个三岁的奶娃娃登基为帝，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讲，那就是“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

　　　　风雨飘摇的清廷，因此而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尽管那些满人亲贵、中枢高官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一九零八年的冬天，海南温暖如春，京、津却是滴水成冰。然而比天气更冷的，还有袁世凯那哇凉哇凉的心。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刚刚接到的诏旨就在桌上摊着，袁世凯不用再看，里面的字字句句已经深深刺进了他的心里。

　　　　光绪驾崩，慈禧归天，袁世凯便陷入了心神不安，疑神疑鬼的心境之中，象进入了梦魇一般。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的时候，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便极力支持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

　　　　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而载沣又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无趣之下，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如今，朝廷真的准他的假了，而且是长假。你说你有病。好吧，那就回家数老米去吧！当然，袁世凯觉得能回家数老米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他害怕呀！他不敢去北京向皇帝谢恩辞行，因为从北京得到的一些消息表明，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替皇兄报仇，要诛杀于己。而且他在内务府的卧底言之凿凿。连杀他的办法都详细告之。

　　　　摄政王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

　　　　不去，是死罪；去，还是免不了一死。袁世凯直觉得冷汗直流，桌上的诏旨似乎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直指他的心窝。

　　　　是啊，自己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还有和力挺自己的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

　　　　因此，这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原来退隐田园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现在不仅变成了丧家之犬，更有性命之忧。

　　　　“袁大人，朱尔典先生来了。”一个随从通报道。

　　　　“请，快请，不，待我去亲自迎接。”袁世凯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腾地从椅子上蹦起来。

　　　　来的这位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和袁世凯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袁世凯此时请他来，是要和他商量一下自己该何去何从，如果朱尔典能拍着胸脯担保他的生命安全，那就让朱尔典陪着去一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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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了。

　　　　不管有没有光绪的临终的“杀袁”令，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

　　　　在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可是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当然有他们的道理，谁让满人不争气呢！经过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有才干、能做实事的却找不出几个。因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

　　　　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后来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动摇袁世凯的势力并不是那么简单。更何况，处置一个位列极品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张之洞召来商议。

　　　　奕劻是袁世凯死党，自然反对杀袁。而张之洞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也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他的反对。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虽然树大根深，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害怕？当他听说载沣“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三日。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

　　　　表面上来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

　　　　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所以，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扳倒了袁世凯后，摄政王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

　　　　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

　　　　于是，载沣刚刚接班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良弼担任训练大臣，并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

　　　　除此之外，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接着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