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人,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人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人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人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头,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独立作战。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
历史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发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
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广东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岭,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头痛。
“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设计结果,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
广东商人、百姓踊跃附股,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正拟开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简单,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
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可以说,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这收益的希望,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越为越近了。
“资金不是大问题,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对于陈文强的乐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夕改,时局动荡不安,股金顿成泡影啊!”
“黄兄有何高见?”陈文强觉得黄景棠话里有话,方才从有关铁路的资料中挣出头绪,用心地审视、探悉。
“是这样……”
黄景棠既是铁路公司董事,又是广州商会的坐办(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他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依附官府权势,忽视商界利益,从中谋私利。因此,他便想独树一帜,自己广泛一些具有学识、有新思想、办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组织成立一个《粤商自治会》。
……………
第一百九十六章 积聚的实力,总体良好()
“粤商自治会的同仁都将是积极代表商界参加政治斗争,比如帮助大小商人免受外国人或官吏的欺负,挽救商人的损失,及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听着黄景棠的介绍,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点着头,并没有轻易发表意见。黄景棠的想法不错,但成立粤商自治会无疑是向广州总商会发出挑战,保守派绅商岂能容忍?
而且,这个粤商自治会的章程中明确地表示了强烈的参与政治的要求,并规定该会有监督官吏之权而不必听命于官府,可谓是一反传统社会商人对官吏、官府毕恭毕敬的驯顺态度,官府又岂能坐视不理?
当然,如果粤商自治会的主张及行动能获得广大商民的热烈支持,能顶住保守绅商和官府的刁难、控制及破坏,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倒也可以利用经济斗争这个手段有一番作为。
而且,黄景棠既然向陈文强提出来了,就已经有了把握,并不是缺了陈文强不成。这一点,陈文强还是比较清楚的。
也就是说,拉陈文强是壮声威,助人气,作为海外粤籍商人的代表,黄景棠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而在修筑铁路的事情上,他也很积极,带头认购十万股,广东分公司能很快就筹集到四千多万元,他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陈兄虽有官身,但更多的还是商人。而且,无论声望,还是实力,都是海内屈指可数。如果陈兄能屈居自治商会名誉会长一职,这自治商会便是稳当了。”黄景棠很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
声望不用说了,实力呢。不仅仅是陈文强手中已有大企业、大工厂,还有商团、铁路巡警这样的武装。陈文强可能还没充分估量到自己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别人却把他当成了一棵大树。
“黄兄太抬举兄弟了。”陈文强思虑已定,笑着点了点头,“如此诚意,兄弟却之不恭。就忝颜接受了。不过,我事务繁忙,恐怕只能挂个名而已。”
“会内繁琐事务也不敢劳动陈兄。”黄景棠见陈文强答应了,心情大畅,笑着说道:“只是这商团之事,还需陈兄出力帮助啊!”
“这没问题。”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依我看来,自治商会若大力支持宪政,或在宪友会中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以后行事会更加便利。”
黄景棠想了想,心领神会。立宪是潮流,宪政派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宪友会、同志会正走向联合。如果自治商会顶上宪政派的名头,就可能得到其他省的奥援,官府也不敢轻易打压。
“凡事都讲究开门红,这自治商会要成立。是否也要造造声势啊?”陈文强调侃般地问道。
“当然要有。”黄景棠笑了笑,脸色郑重起来。说道:“广东水师无能孱弱,使英人借口西江航道治安不稳,竟派出军舰深入珠江,攫夺西江缉捕权。兄弟有意在自治商会成立后,号召商界同仁群起反对,并敦促官府维护国家主权。陈兄。你意下如何?”
陈文强想了想,用力点头,“好。英人素来骄横,此举正能涨我国人志气,增自治商会声势。兄弟一定鼎力支持。”
自治商会对于陈文强来说本是可有可无,但黄景棠如此激进,倒让陈文强改换了心思。说起来,同是商人,也有保守绅商和爱国之商两种。特别是在抵美、抵英运动中,陈文强已经发现商人阶层的不同和差异。如果象黄景棠所说,成立的自治商会是进步、爱国的,能仗义执言、秉公办事的,并且是团结一致的,陈文强便更希望他们能发展壮大起来。
“有陈兄这句话就够了。”黄景棠颇有深意地说道:“陈兄对英国人的态度并不是什么秘密,去年上海的会审公案蔓延扩大,可是搞得英国人十分狼狈啊!亲德抑英,虽有些无奈,却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英法资本觊觎铁路久矣,若不掀起些风潮,如何能明正言顺地加以抵制?”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德国是新进强国,想与英法等老牌列强竞争,自然要放低身段,不提或少提苛刻条款。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国家积弱的无奈。”
“是啊!”黄景棠深有同感地慨叹一声,说道:“倒是陈兄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实业上都大有建树,说是压过洋人也不为过,可谓是大涨国人志气,大涨国家之威。”
“黄兄过奖了。”陈文强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人多力量大,兄弟这点小成就,还要靠同仁们多多捧场才是。说到抗议反对,我倒觉得象抵美运动那样,来场抵英运动的话,似乎更有声势。只凭英国人贩鸦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不光是国人深受其害,连国际上,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再有去年朝廷颁布的禁烟上谕,不仅是名正言顺,还可能会得到官府的支持。”
鸦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亦为亘古未有之大事,中国之前途荣辱系于禁烟之举。
随着各方禁烟意识的不断增强,光绪于一九零六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二十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禁烟运动。
而鸦片在远东地区大量的倾销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陈文强所说的国际同情,并不是随口乱说。
黄景棠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设想,但他对鸦片之害是深恶痛绝的,何况抵制英货,或者说抵制所有洋货。对大多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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