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卜力爵士，即亨利·亚瑟·布莱克（Henry Arthur Blake 1840…1918），英国人。曾任巴哈马、纽芬兰、牙买加总督。1898年11月出任香港第十二任总督。1903年卸任后转任锡兰总督。受封爵士。
19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5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1）
自从几个星期之前抛锚在大沽口外以来，外国舰队的指挥官们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争论到底该做什么。西摩尔将军是眼下资格最老的指挥官，而英国舰队又是一个核心，其他在此抛锚的列强军舰都围着它转。西摩尔就是那位西马縻各厘司令的侄儿，这位西马縻各厘在1860年领兵围攻过广州和天津，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劫掠和焚烧圆明园的时候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西摩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他叔叔的旗舰上服役，他告诉部下，眼下停泊在大沽炮台外的海军编队，使他回想起了1860年。6月6日，西摩尔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指挥官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开了一次会，为协调行动作出详细的安排，并为他们的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登陆做出计划。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行动的权力，不过在电报到达的同时，他已经不得不自主行动了。6月9日，当他收到窦纳乐爵士请求军队立即向内陆进发的紧急电报之后，夜里11点他就做出了决定。西摩尔同时邀请了其他国家的舰队司令加入他的进京部队。6月10日凌晨一点（收到电报仅仅两小时之后），他已经集结了一支将近400人的队伍，准备从大沽上游的一个公共登陆点“塘沽”登陆。在那儿，他们强行征用了一列火车，凌晨三点，他们上路了，那是他们这次旅程的第一站，距离天津25英里。他们速战速决地解决了天津火车站的抵抗，夺取了另外几列火车，作为后续部队向北京进发的之用。到了10日上午9点30分（在接到帮助请求后不到11个小时），西摩尔和他的小分队正热火朝天地往北京赶，距离不到90英里，常规情况下只需四五个小时。在他们的身后，一支1；500人的八国联军正在接踵登陆。
西摩尔的行动大胆而果敢，他满心指望着能在这天夜间赶到北京。他的军官们都穿着全套的制服，兴冲冲地期待着使馆里的晚餐舞会。然而很不幸，尽管天分可嘉，但在干燥的陆地上领兵深入，海军司令似乎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很快就搁浅了。
对于北京的形势，以及途中这些乡村的状况，他都缺乏可靠的信息。他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是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礼士1，此人已经完全被自己直接职责范围内的英国居民的危险而给弄得紧张兴奋。西摩尔还愚蠢地把补给安排和通讯线路交给其他人处理。最糟糕的是，当他遭遇顽强的抵抗时，他就说服自己继续呆在自己的船上（在这里，也就是他的火车上啦），而不是像一个陆军指挥官可能会做的那样：开辟新的陆路。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顺利。在距离天津50英里之外的杨村，他们到达了白河上的铁路桥，温和派将领聂士成所率领的四千名中国正规军在此防守，聂士成被荣禄从北京派到这里来守护铁路，使其免遭义和团的破坏，他也是少数对义和团的鬼话不甚买账的汉人将领之一。西摩尔将军通过铁桥的时候，聂士成的汉人军队非常友好地对他们挥挥手，彼此之间还互致问候。西摩尔一路上马不停蹄，直到下午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叫“落垡”的小镇停了下来，以修复被本地民团拆毁的铁路，这时候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程。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因为铁路和桥梁而遭遇了连续不断的麻烦，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1日，他们还在向廊坊缓慢爬行，前方还有40英里的路要走。
就在接近廊坊的时候，他们遭遇了第一次积极抵抗，有大约两千名本地农民向他们发起进攻，这些人大部分是扎着红头巾的年轻男孩，他们最近刚刚成了“神拳”，手里的武器有棍棒、长矛、刀剑、火枪，还有一种大得吓人的老式短程喇叭枪，得两个人抬着，这个老古董所产生的主要是滚滚浓烟和震耳巨响。西摩尔的手下有一个人，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长到足以发展出对大清士兵不屑一顾的看法，他说：“这种景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害怕和犹豫的迹象……向前猛冲，直至倒下。”有五六十个孩子被打死，其余的都跑了。
廊坊的火车站已经被毁。不过西摩尔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使得另外1；500名此前已经登陆的联军部队能够乘坐他们所征用的另外4列火车追上他们。
另外的攻击接踵而至，作为重新整编的地方民团，他们的攻势更猛。作为一次轻便旅程所带来的补给眼看着就要耗尽了。6月14日，在远征队和天津之间往返以维持补给的最后一趟火车，没能通过杨村铁桥。聂士成的军队已经撤走了，铁桥如今落入了义和团之手。
西摩尔一直未过廊坊。一支水兵小分队往前方侦查了几英里，发现铁轨已经被拆毁了，枕木也被烧成了木炭。他们孤立无援，四顾茫茫。
西摩尔其实完全可以在一周之内毫不费力地用脚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整个行程，从廊坊动身则只需要两天。但这位海军司令选择了坐火车，如果火车动弹不得，他也就寸步难行。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他们都没怎么喝水。
虽然已经得到了西摩尔行进缓慢的报告，但中国当局依然认为他在继续沿陆路向北京进发。在过去的几天里，总理衙门大臣一再吁请窦纳乐爵士制止西摩尔海军司令。但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1860年额尔金勋爵的占领在朝廷所引发的恐慌，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董福祥的四千穆斯林骑兵被派出了北京城，以阻止正在前来的联军部队，而这支部队却再也无法前来了。
窦纳乐爵士和满清朝廷都不知道，那位海军司令已经打定主意，要掉头回去了。当他回到杨村的时候，发现铁桥已经被毁，无法通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北京还是天津，西摩尔都将不得不放弃他的宝贝火车，在陆地上为自己杀开血路。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不过是和破枪烂炮的农民以及几个十几岁的“神拳”打过交道，但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了。西摩尔的德国小分队作为后卫仍然留在廊坊，如今遭遇了穆斯林骑兵的强大火力。既然不能再过杨村铁桥了，西摩尔万分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火车，向下游的天津方向撤退。他们夺来了四艘小木船，运输他们的大炮、补给和伤员，而部队则只好步行前进。他们当初要是步行穿越从廊坊到北京之间40英里乡村地带，跟眼下所面对的从杨村到天津之间的30英里相比，效果恐怕也差不太多，因为农民们见到他们在这里也不见得就会更高兴些。一个漂亮女孩奋不顾身地扎向一口狭窄的水井，为的是不被强奸，不过多亏了一位德国军官的快速行动，将这个处于休克状态的女孩救了出来。其间，天津的情况却更加恶化：远远地，他们就能听见猛烈炮火的声音。
西摩尔离开舰队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留在各自炮艇上的军官们却陷入了一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6月14日，西摩尔离开天津几天之后，2；400名外国士兵（其中有1；700名俄国人）上岸保护天津老城外的外国租界。然而，就在6月15日夜晚，义和团就将天津法国租界的大部分给烧毁了。
远在大沽口外的联军指挥官们正在他们的甲板上踱着步。北京的联系被切断了，西摩尔也人间蒸发了，法租界已经成了一堆灰烬，而且，中国人随时都可能切断连接天津和白河入海口的铁路，白河口就位于大沽，外国军舰停泊在离它12英里远的海面上，呆在炮台的射程之外。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向炮台增援的援兵和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人正在安装鱼雷发射管，可以想见，河道里应该也正在放置水雷。用不了多久，联军的舰队就会变得威力全无。（这些推论并没有考虑使馆被围的因素。）争论最终停止了，多数指挥官赞成在他们还保持着优势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们将占领炮台，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一份最后通牒被递交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所设置的最后期限是6月17日凌晨两点。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也是那段时间最平静无事的一个时刻，因为联军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从技术上来讲，敌人是义和团的叛乱分子，而不是中国政府本身。因此，联军对炮台的攻击，丝毫不亚于一场针对中国的单边战争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占领炮台，未来某个时刻对使馆方面的救援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海军司令和将军们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还可以像1860年一样，从大沽以北3英里处的北塘口登陆，并直接向北京进军，解救公使馆，让最后通牒（还有战争行动）变得毫无必要。不过人类的天性总是不可理喻，最后被选择的计划总是只有一个，而他们能采用的选择方式就是简单多数。因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攻城略地的兴趣，要超过对营救使馆的关心，这一观念，他们所有人都很含糊暧昧。所以，当只有8名外国人被杀（对比之下，却有超过200名中国人被杀）的时候，联军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并选择战争。他们的最后通牒虽然只要求交出大沽炮台，不过，那就意味着战争。
白河口一共有4座炮台（每边两座），鸦片战争期间两次遭到联军的进攻，第一次以失败告终，当时联军身陷海滩上齐腰深的烂泥中；第二次以胜利结束，通过陆路包抄从背后进攻炮台。打那以后，炮台经过了重修，并在李鸿章总督的德国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备了快速克虏伯大炮。因此，这一次决定从正面进攻，背海一战，其所依赖的更多是运气而非计谋。这样的进攻将要穿越同样的泥滩，其中插满了尖利的树桩，它曾经在1859年导致了令联军深感困窘的大流血。
最后通牒日期届满那天的日落时分，吃水较浅的炮艇载满了900人，在炮台的围墙之下占好了位置。参加此次行动的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的士兵，美国人遵照国内指示而拒绝参加，指示说：在没有正式宣战（这要提交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不要卷入军事冲突。如果中国指挥官在6月17日凌晨两点之前不投降的话，联军打算要做什么就不是个问题了。因此，到了凌晨12：45，离最终期限只有一个小时，中国人就朝正在接近的联军部队开火自卫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结果，联军的炮弹意外地落入了白河口南北两岸那些巨大的弹药库。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些防守者竟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尘云烟雾的掩护下，水兵们呼啸着冲向北炮台，步枪上都上好了刺刀。第二次爆炸之后，南岸炮台不战而降，中国指挥官自杀殉国。联军溯流而上，中国水师的四艘德国造驱逐舰全都被完好无损地缴获。
当大沽炮台遭到袭击的时候，一种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也就开始生效了，于是，中国炮兵也开始向天津城外的外国租界开火。第二天，一万名清兵包围了租界。华盛顿也承认了这一战争状态，通知海军少将肯普夫：美国军队现在可以加入战斗了。这样，一支总数达一万四千人的国际纵队从大沽动身，去解天津租界之围。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6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2）
6月23日早晨，这支联军救援纵队进入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区。发现这里几乎已经瘫痪了，他们又花了两周时间，试图夺取附近有围墙的中国旧城。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日本人占取了主动，一举炸毁了城市的南大门，就这样，中国人的抵抗停止了。
这期间，西摩尔海军司令那支衣衫褴褛的大军，正沿着很浅的白河艰难地顺水而下。当他们到达距离天津三英里处的一个地方时，意外地碰上了西沽的军械库，这可算是他们此行所获得的唯一成功。他们在那儿轻轻松松地开了火。短暂的反击之后，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所有抵抗全都消失不见了，并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占地40英亩的军械库，里面堆满了机关枪、野战炮、来复枪以及几百万发子弹。几个仍然留在军械库的中国人一枪不发地逃走了。虽然他们现在距离天津步行也不会超过两小时，但西摩尔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军械库继续呆了5天，这样就错过了天津的战斗，并在6月26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而此时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联军征服者兴高采烈的掠夺。对于西摩尔的远征队，最终的结论是29岁的指挥官大卫·贝迪（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战役中担任海军舰队司令）所作出的，他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冒出的念头中，这是最疯狂、最野蛮、最该死、最邪恶的一项计划。”
也不见得吧。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对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大沽炮台落入联军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隶总督裕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如此令人扫兴的新闻包含进那些他通过快马信使发送的消息中。他是个殚精竭虑要保住自己脑袋的老人，并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英国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击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发出电报，说是可以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为裕禄提供避难所，这一提议通过英国领事馆转告了裕禄本人。
当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而不是炮台已经陷落的时候），她就饬令各省督抚，保疆守土，严防洋人侵袭。对于那一天朝廷里所发生的事情，濮兰德和巴克斯后来发表了一篇伪造的报告，把整个过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给弄混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伪造的要求她退位的最后通牒。慈禧大为震怒：“这些洋人管的可真宽，无礼放肆，一至于此，誓当灭此辈而朝食。”（巴克斯的聪明机智是如此不能自已，以至于总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文雅风趣的措辞放到慈禧的口中，他似乎是在阅读那些中文剧本的时候发现这些华丽词藻的，并且把它们借用到自己的传记骗局之中。）
关于大沽和天津开战的消息，是21日传到太后那儿的，但裕禄依然没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报告给她。在北京，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联军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的军队已经以摆出威胁的姿态逼近了大沽炮台，并且，战斗已经开始。因此，在这场战争因为联军的进攻而开始的两天之后，慈禧颁布了一篇谕旨，承认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中国和联军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然存在。
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慈禧在这篇谕旨中“向世界宣战，”以这样的措辞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当时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联军舰队的多数指挥官已经投票赞成进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也特别指出：这样的进攻将是一次战争行动。它就发生于6月15日，而他们的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