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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在一些像山东西部农村这样的地方，地方官员再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和传教士及其教众正面对抗，有大量中国人开始皈依基督教，他们要么是为免受本地仇人的伤害而寻求传教士的保护，要么是为了逃避地方官员大范围的犯罪指控。整个强盗集团都把他们置于天主教牧师的保护之下。在乡村，面临诉讼的对立双方，为了在衙门的公堂上获得法律上的优势也纷纷接受洗礼，教区牧师不管愿不愿意，也会为教民辩护，就他们的案子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者要求省府施压，甚至通过主教捅到北京的使馆那里。基督徒势力的每一次示范都会吸引到更多的皈依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品行恶劣。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军称他们为“草民”。
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个别传教士在这种性的鼓励下，开始滥用他们现世的权力去增加他们天国的红利。自信有本国政府的军事后盾，许多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为他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而自鸣得意，对中国的所有事情都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满清政府甚至屈服于这样的要求：中国的天主教主教要享有和总督相同的级别，就像李鸿章一样。
山东正在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那儿最恶劣的罪犯是德国天主教徒，他们在国内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选民集团。1896年，山东发生了针对中国基督徒的广泛攻击，肇事者是一个自称“大刀会”的团体，这个组织活跃在土匪出没的西南地区，和江苏接壤。这激怒了德国天主教徒，因而成了一次李秉衡巡抚严重关注的事件，他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大刀会”是不是一个像“白莲教”（一个被禁止的热心排满的社团）那样的秘密帮会，或者，仅仅是一支罗宾汉式的乡村义务纠察队。因为他们执行类似的宗教仪式，所以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白莲教的死灰复燃。白莲教是中国一个老资格的秘密社团，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13和14世纪抵抗蒙古可汗对中国占领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后来又支持明朝抗击满洲人，并在1774年和1794年举行了两次起义，试图将满洲人赶出中国。1813年，白莲教的军队试图夺取紫禁城，还差点儿成了功。每一次失败都导致了恐怖的报复，到了19世纪中叶，有如此多的白莲教首领被斩首，以至于整个组织只能转移到地下生存，虽然它的成员在继续密谋反对大清王朝。
白莲教成了其他许多秘密帮会的一个典范。在根子上，它是一个有着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基础的农民社团。道家学说对于智者愚夫皆有吸引力，它的暧昧、玄虚和宁静，吸引了学者、艺术家和诗人，而升斗小民则将它玄妙的格言，照其字面理解为引领穷人走向永生的向导。那些神秘的宗教仪式，在那些穷愁困苦的信徒中建立了信心，在艰难时期吸引着新的成员。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也为了达到精神上的和谐，白莲教的成员操练各种技击，从“太极”到“武术”。某些首领还拥有非凡的技艺，敏捷矫健，力大无比，几近神奇。有些人则专攻原始宗教的咒语，为的是获得中国神灵的护佑，抛撒魔豆以召唤神兵。新来的乡民相信：只要他们刻苦练习、吃正确的食物，就能进入一种通灵的境界。为了使他们的精神处于良好的状态，还要背诵适当的咒语。通过吞下驱邪符，他们就能凌空蹈虚，遁迹于无形，虽蛇蝎毒药、刀斧枪矛，不之害也。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7节 草民（2）
然而，李秉衡巡抚发现：大刀会和白莲教有非常重要的不同。大刀会并不搞阴谋诡计，他们只是一支由农民和本地土豪所组成的乡村防务力量，为了抵御强盗的盛行，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装作是基督徒以逃避惩罚。他们并不排满，而是反教和排外。除了武术，他们和排满的邪教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武术是跟那些在乡村拳击场上巡回表演的武师学来的，用来对付强盗的进攻或其他麻烦。这些训练和超自然力量毫无瓜葛，只不过是一种肉搏形式，让身体变得坚韧强硬，使得普通的刀剑枪矛比较难以刺穿而已。某些咒语和法术也被使用，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最后一搏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姿态而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排满的政治目标，和颠覆性的宗派势力也没有任何瓜葛，大刀会便受到了李秉衡巡抚的宽容，让他们作为一支非正式的乡村民团。巡抚大人已经下令，要他们消灭山东西南部的强盗，还派出一位名叫毓贤2的满人地方官作为代表，协助剿匪。巡抚大人和按察使毓贤都对大刀会平定强盗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疲于奔命的省军也由于他们的成功而松了一口气。这使得他们动了这样的心思：或许可以在谨慎的满清朝廷的默许下，利用大刀会作为一支非正规秘密武装的核心。
在他漫长事业生涯的早期，1880年代中叶，他还是个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秉衡就曾在中法战争中使自己名扬天下，在中国人的凉山大捷中贡献甚巨。在印度支那，他就观察过一支游击部队“黑旗军”行动，那是在广西和北圻（此地以暴利走私闻名）交界处的一次三方联合军事行动，李鸿章的指挥官左宗棠将军把黑旗军征召了过来，作为一支秘密的游击军帮助中国人抗击法军。他们渗透到法国人的阵地，并且在河内华商的帮助下在法国人的防线背后自由活动，以一个犯罪组织的灵活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组织。为了鼓励他们，满清政府为每个法国人的脑袋出了一大笔赏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行动，再加上法律也对之鞭长莫及，黑旗军得以能够执行捣乱和暗杀行动，而不必担心激起国际社会直接针对北京的反弹。他们是笔糊涂账，可以一赖了之。
在中日战争期间，李秉衡作为山东巡抚，目睹了自己辖区内的中国正规军的溃败，这个教训给了他太多的思考。这时候李秉衡已经65岁了，不再是个鲁莽冲动、懵然无知的初生牛犊，而是一个深沉老辣的行政官，有相当的组织才能，小心翼翼地表现得诚实正直，是个够廉正、有效率、肯担当的男人。“余为朝廷效力，凡二十五载，”他写道，“所积蓄者，负债银二万两而已；厨下之米，殆不足一月之储。”他对那些投身于义务警察的农民深怀感激。那些关于黑旗军的经历教给他：这帮义务警察作为非正规游击军所发挥的作用，或许能够为铁帽子们驱逐所有外国人的计划提供一种颇有价值的手段。所以，他想方设法通过按察使毓贤为大刀会推波助澜。
大刀会开始一直把强盗们枷送地方官过堂审问。当地方官对这些案子穷于应付的时候，他们就请求简化审判，就地砍头了事。毓贤谨慎地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有一次，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参加本地的一次庙会，在那儿，他可以仔细观察大刀会，查视他们与日俱增的声望。他们的人数大增，已经越过边境进入邻省。至少达三万人——有人说已达十万之众。毓贤开始静悄悄地将大刀会最精干的成员吸收进省属民团组织的一个特殊单位。
辖区内一个最大的土匪团伙，匪首名叫岳二米子，他指挥着三千玩命的穷苦农民劫掠本地村庄。当大刀会把岳二米子抓住并砍头之后，他的数千名追随者转眼间全都成了天主教徒，然后他们就奚落大刀会，说他们所谓的能抵挡刀剑枪矛的本事纯属瞎扯，中国的异教神灵压根就不管用。这使得这场争吵演变成了撒尿比赛，那帮天主教徒决心要赢得这场比赛。他们开始了一场正式的诉讼活动，宣称大刀会毁坏了他们的教堂。争吵蔓延到了江苏境内，在那儿，战斗以教堂被焚烧、教民被洗劫而告终。外国传教士撤走了，在李秉衡巡抚的命令下，按察使毓贤被迫出面干涉。他将两个最著名的大刀会首领抓了起来、杀了头，此事就这么平息了。其余的人，全部允许回家，没有别的大刀会成员受到惩罚。
此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乡民们只要不排满，就可以组织他们自己的义勇队，并可以为所欲为然后逃之夭夭，甚至包括迫害天主教徒，只要他们不会激怒外国列强而给北京制造麻烦。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乡村防务力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尤其是和直隶省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些最贫穷的乡村。1897年11月，巨野县一个名叫薛田资的德国牧师，特别好斗，引起了当地乡民的愤怒，一天夜里，一队前来刺杀他的武装村民，误将另外两位睡在他卧室里的德国传教士给杀了。而薛田资，因为把自己的卧室让给这两位朋友，自己睡到了仆人的住处，而躲过一劫，并成了一场国际危机的中心。
德国一直在寻找借口以强占山东的胶州湾作为自己在中国的海军基地。北京的德国公使海靖男爵，正需要找个法子挑起一次事变。此刻碰巧正在柏林的安治泰主教敦促外交部，就巨野传教士被杀发表一篇外交照会。沙皇尼古拉二世发来电报，答应俄国到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有了这样的担保，威廉皇帝派出了一支海军编队，去夺取守卫着青岛市的要塞，并占领胶州湾。12月，增援部队随后赶到。
李秉衡巡抚力请北京应战，但遭到拒绝。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因为德国公使馆试图将传教士被杀归咎于他，并把他从现在的职位上赶下台。他们知道他憎恨外国人，并且相信：他一直在怂恿遍及乡间反教暴行。李秉衡还一直阻挠德国人努力取得在山东采矿和开设工厂的权利，对于柏林来说，这可是桩比两个传教士的厄运要大得多的事件。作为对他们被杀的补偿，德国提出的要求是：获得在山东建造铁路及开办煤矿的专有权，在胶州湾建造军港的权利，补偿给受害者家属6；000两白银，还有，让李秉衡巡抚滚蛋。北京屈服了，同意了德国人想要的那些权利，再加上租借胶州湾和青岛99年。
德国人赢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无意地使得朝廷上的天平向有利于铁帽子们的方向倾斜，通过不断激怒温和派官员，驱使他们临时站到了端郡王的队列中。
最高当局已经计划奖赏李秉衡，为了他实实在在的治河功绩以及他在山东异常诚实的管理，擢升他为四川总督，那是遥远的西部。海靖男爵坚持认为，决不能让李秉衡再去管理一个省。回想起最近日本所带来的羞辱，朝廷顿时没了勇气，便撤回了对李秉衡的晋升，那是他完全有资格得到的。这时，铁帽子们插了一杠子，要给这位老战士一项秘密的任务，让他回到满洲里南部老家，在那儿他可以训练一支秘密部队，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可以支持抗击洋鬼子，不过这位凉山英雄实在已经丢尽了老脸。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能释怀。1898年1月，标志着铁帽子们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的美梦的转折点，算命先生开始掐算日子了。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安排李秉衡出任长江上所有中国水师的最高指挥官，那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算命先生这回选的日子是1900年7月，也就是短短7个月之后。长江允许西方船只深入中国内陆，留下易受攻击的侧翼。当战斗打响，李秉衡就可以在长江口阻截住所有的外国军舰。
张汝梅接替他出任山东巡抚，此人是个不太保守的儒教徒和狡猾的行政官，他投入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来构建一支省属民团，给他打下手的仍然是按察使毓贤，他曾经在是李秉衡的代理人，帮着他促进大刀会和其他乡村义勇军的发展。毓贤这回被任命为布政使，他和张汝梅太热衷于自己的秘密计划了，以至于忽视了治水和维护至关重要的黄河堤防，这是山东巡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从前李秉衡每年要花6个月的时间专门对付此事。在他解职之后，黄河在1898年夏天因为其大堤的疏于维护而决了堤，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整个华北地区千里泽国，汪洋一片，大片的农作物荡然无存，饥荒接踵而至。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百万草民无家可归，山东西部更是一场浩劫。接下来，又是一场蝗灾和两年干旱，导致了更大的饥荒。一份传单这样警告中国人：“鬼子不除，天将不雨。”
这时候，又一场排外宣传正在进行之中。乡村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对外国传教士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天主教牧师在惩处李秉衡巡抚时所取得的成功，鼓动了一大批将信将疑的入教者。草民和传教士一直支持他们狮子开大口，夸大他们的抗议和要求，漫天要价地勒索赔偿。在与教民的争执中，败下阵来的非基督徒乡民被迫在教堂内摆下酒席，款待胜利者，在教民们戏弄嘲笑、大放鞭炮的时候，跪在地上向他们呈献每一道菜。血债不断被创造，他们偿还的日子也慢慢临近。
慈禧曾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说：“中国的洋教徒是些最坏的人。他们劫掠穷苦的乡下人，抢田霸地，横行乡里。而那些传教士还护着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1899年3月，张汝梅巡抚因为防治洪水的失败而被革了职，取代他的是毓贤。此人和端郡王一样，也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仇外者，梦想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势力。毓贤成了铁帽子们在山东的新前锋，那个地方与外国人之间的对抗眼看就要爆炸了。他并不是德国人想要的人：一个优先考虑他们利益的唯唯诺诺的官吏。正相反，他是一个比李秉衡还要狂热的极端分子。
在领导山东反教运动的团体中，也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像大刀会这样的乡勇来说，有一个难题就是需要耗时费力让每一个新来者成为精于肉搏格斗的行家。如果要让反教运动不断得到大规模普及的话，那么它就不得不拿出更容易、更快捷的结果。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个难题似的，一场被称为“神拳”的新兴运动出现了，他们着重于“武术”的魔力方面，而不太强调严格的身体训练。用不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去练习技击直至他们成为徒手格斗方面的行家里手，“神拳”拳师的传授时间不足一周（甚至常常不到一天），在法术、仪式和咒语的帮助下，很快就能进入一种宗教迷狂状态。在迷狂持续期间（从几分钟到一小时甚至更长），年轻人就会被他们所喜爱的神明（来自中国小说和乡村戏剧中的人物）附体，然后就变得刀枪不入，子弹也奈何他不得。展示完这许多癫痫发作的症候之后，他们就会参与暴烈的运动，表演每个中国孩子打小就开始玩的那种拳打脚踢的把戏。这是速成武术，每个人只需要通过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表演。拳不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明附体，因为正是这种刀枪不入的集体性假想，才使得拳师们觉得自己锐不可当。
他们的教练是那些巡回流动的“师傅”，穿着打扮或僧或道，走村串户，来去无踪。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宗教仪式方面颇有造诣，包括催眠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在装神弄鬼方面堪称专家，在招募无知的年轻乡民方面也同样技艺非凡，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从事反教大业的辉煌前景所点燃。或许，年轻的“神拳”只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乡村现象，至于那些巡回师傅来自何方，当时又是什么导致他们当中有这么人全都去了山东西部，以及后来为什么转到了北京，则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