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当他们1866年8月22日结婚的时候，赫丝特只有19岁，而赫德是31岁，但对于一个已经在遥远的东方扬名立万的男人来说，这样的年龄落差似乎也没什么不合适。
赫丝特陪伴他在中国度过了十个年头，在此期间，她因为流产而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后来生下了女儿伊薇和儿子爱德加。她在北京的生活是舒适而愉快的，就像在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任何地方一样。这儿有赫德的社交集会，而且，当她去拜会公使馆的女士们的时候，她乘坐的是一乘四人抬的绿色轿子。
赫德夫妇即使谈不上恩爱，也可算得上相处融洽，而且赫德也为赫丝特和孩子们而感到自豪。和大多数殖民地婚姻一样，孩子是在婚姻这杯牛奶变酸之前趁早分居的、方便而正当的理由。1876年，赫丝特的责任完成了，她带着孩子们回了英国，开始享受她劳动的果实——作为著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妻子。
而那时候的赫德，仍然住在北京市郊一幢中国房子里，他曾经为让赫丝特高兴而将这里重新翻修过。1877年，清廷允许他搬到靠近使馆区的新住地，在马可·波罗路7的一个拐角处，为的是方便他处理海关事务。在那儿，他建了新房子，一幢西式别墅坐落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还有办公室和雇员们住的单独小别墅。赫德的房子被设计成一个字母H，有休息室、台球室、他乱七八糟的办公室和招待中国客人的接待室。像北京大多数住处一样，也被一圈高墙环绕着。
当他1878年4月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和赫丝特有过短暂的团聚。这次重逢使赫丝特怀上了他们最后的孩子：一个小名叫诺丽叶的女孩。赫丝特也跟着赫德一起回了北京，1879年11月1日，诺丽叶出生。神秘的东方生活已经不再能激起赫丝特的丝毫兴趣，1882年她带着孩子回了欧洲。在这之后的20年里，赫德夫妇一直分居两地。赫德一直很谨慎，对这样的分居生活从不做任何解释，只通过邮件保持忠诚的联系。赫德在金钱方面一直也很谨慎，他正在成为一个阔人，供养着赫丝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过着奢华的生活。这正是她一直所希望的，他没有让她失望。
当今圣上两位最重要的仆人如今正面相对了：李鸿章和罗伯特·赫德，最有权力的中国政治领袖和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他们逐渐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却维持着疏远的私人关系。总督大人在北京的时候，赫德就尽可能经常去拜访他，时间一般是夜里10点，一直要呆到很晚，常常聊至深夜。在赫德的日记里，李鸿章被当作重要的内部消息来源而再三被提及。他对李鸿章简朴的持家之道赞佩有加；总督大人用一张普通的桌子招待赫德，吃的通常有鱼、小鸡和一大碗米饭。赫德好意地向衙门里的人谈起这些，还说他本人也很讨厌铺张浪费。不料，他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那里。下一次赫德去的时候，李鸿章备了一桌精美的菜肴，足足有60多盘，从鱼翅到荔枝，应有尽有。食量再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赫德被迫每样菜都尝了一点，而李鸿章则对他的局促狼狈甚为得意，不动声色地评论道：“这回你再也不会到别处去说在我家吃得像个苦力了吧。”
罗伯特·赫德见识过李鸿章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那是1864年他被召去调停李鸿章和戈登的激烈争吵的时候——那段时间戈登向他介绍了李鸿章的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
赫德一直提防着李鸿章，但面对政府中大量的犬儒主义和不诚信的行为，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从专业的角度讲，他尊敬李鸿章，这种尊敬随着两人在各自的任上渐渐老去而逐步增长。“李鸿章并不很坏，”赫德说，“但他所处的环境则很糟糕。他很有才能，但却缺乏正直和诚实。”
尽管李鸿章腐败、不诚实和机会主义，但他是个行动的人，只要他拿定主意的事情，就一定有能力做好。他使自己陷身于大量例行公事和令人讨厌的工作上，在有限的细节问题上倾注了他的精力。其他的汉族大臣可能在晒太阳，避免任何麻烦，而李鸿章却是个肉身发电机，这倒有点像北爱尔兰佬所赞赏的某种品格。“他渴望工作，”赫德曾经评论道，“而其他人，正好乐得让他取操持那些令人讨厌的工作。”
赫德在中国几十年，一直抱持着他顽固的乐观，认为自己和其他那些好人的努力，最终将会使中国克服障碍，稳定地走上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在他到北京的头十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条大船最终会转过弯来，朝向正确的方向航行。”
1885年，有人提名赫德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当他把这个消息电告他的妻子赫丝特时，她力劝他拒绝这一职位。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对此很伤心。他是多么渴望自己在中国的传奇生涯“能够在不列颠公使馆里有一个迷离伤感的结尾。”
这个机会是因为现任公使的意外死亡而出现的，这位不幸的老兄非是别人，正是狂暴强横的巴夏礼（如今是亨利爵士），悲惨的“亚罗战争”的始作俑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使得赫德既妒羡又沮丧。“这家伙是如何自负，而命运之神对他又是多么眷顾啊！” 赫德迫不及待地想成为亨利爵士的继任者，他甚至连给海关的告别致辞都已经写好了。他的计划是让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任他的位置。但在旁人看来，詹姆斯的毛病（主要是酒的缘故）是显而易见的：“总理衙门认为他太爱开玩笑了。”李鸿章则极力想让自己的人继赫德之后，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总督大人提出的人选是德璀琳8，一位精明而顽强的德国人，长着卷曲的黑发，修剪整齐的范戴克9式的胡子，一双沉着、敏锐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来中国已经20多年了。赫德早在1865年就雇用了他，并注意到“他看上去是个令人愉快、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说中文时总是带有重音。”1872年，德璀琳已经升任税务司，6年后被派往天津，在那儿他成了李鸿章的私人顾问。赫德的常规做法是让他的人不断在各地轮换，但德璀琳是李鸿章的宠信，赫德破例让他在天津呆了整整27年。作为中国政府的秘密顾问，德璀琳与赫德之间难免有些摩擦。
赫德担心，如果让德璀琳当上了总税务司，海关将会成为李鸿章的私人禁地。因为任何东西只要经过李鸿章之手，就会被弄脏，并被他变成一只漏斗，让银子漏进他的保险柜而不是国库。赫德曾向朋友抱怨，一个受李鸿章控制的海关将会“受到伤害……即使不会让它寿终正寝的话，也会让它的有效性彻底断送。”阻止李鸿章图谋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德璀琳继任的问题直接提交到太后。慈禧认为，她更愿意“咱们赫德”继续留任总税务司之职。
太后的愿望使赫德拿定了主意，他宣布：自己将继续留在目前的岗位上。在接下来的23年里，他继续任劳任怨，成为唯一一个将慈禧描述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妖怪的西方人。
【译注】
1阿马，北爱尔兰南部的一个郡，据说是由圣帕特里克创建，是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主教所在地。波塔当是该郡的一个小镇，赫德爵士即出生于此地。后面提到的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首府及最大城市。
2郭士腊，即卡尔·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古斯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德国传教士。
3路德教派，由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创立的教派。路德反对教会阶层的富有和腐败，认为只要在信仰的基础上即可获得超度，而不须借助于教会的典籍，这些观点使他于1521年与天主教会脱离，创立了路德教会。
4波美拉尼亚，欧洲中北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地区，靠近波罗的海，位于今天的波兰西北部和德国东北部境内。10世纪时由斯拉夫人的部落居住，12世纪时被波兰征服。这一地区后来分裂并被各个强国统治过，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瑞典、丹麦和德国。
5斯德丁，波兰西北部的一座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1648…1720年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二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6暹罗，即今天的泰国。
7马可·波罗路，即台基厂，1901年庚子事变后改称马可波罗路。
8德璀琳（Gustav Detring 1842…1913），1865年进中国海关任职。在海关48年中，先后在厦门、北京 、上海、广州、镇江、宁波、芝罘（烟台）、天津等海关任职，长期任天津海关税务司。
9范戴克（1599…1641），出生于英国的弗兰德斯画家。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1节 礼教的人质（1）
1875年，当光绪被带到紫禁城与他的嗣母慈安和姨妈慈禧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只有3岁。他困惑而又惊恐，一时很难适应，看来要成为天子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罗伯特·赫德在日记中写道：
恭亲王亲自照料小皇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从各方面关照这孩子。（孩子的父亲七王爷）并不在他的身边：他一方面有病在身，另一方面也为这孩子伤心——在他看来这孩子压根就不会快乐。小皇帝的母亲、奶妈和其他女人来安慰他，但都被赶了出去。后来，奶妈又再一次被派来了，但不到一个小时又被慈禧给打发走了。慈安太后……认为这个小家伙应该忘掉他从前的环境，完全像在宫里出生的孩子一样成长。
后来的医学报告显示，光绪年轻时受到过强烈的精神刺激，有时候几乎不能维持头脑的正常运转。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紫禁城造成的。学者们一致猜测：进宫之前的光绪是个正常（虽然有点容易激动）的孩子，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剥夺了健康的童年，再加上后来被“那个邪恶的女杀手”慈禧折磨成一个人骸，这一切，都深深地损害他的心灵，在宫里生活得像个实际上的战俘，直至去世——被慈禧（或者是出于她的懿旨）所谋杀。光绪故事的这个版本，是被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当作玷辱太后的一个手段而发明的。后来，空想改良家阿莉西娅·利特尔又冒冒失失地把康有为的这个版本当作真理一样四处散布，从来没人看见那些闭目塞听的盲从者们适当地制止过这个眼花缭乱的故事的肆意蔓延。关于光绪皇帝的真相，戏剧性地各异其趣，从而更加引人入胜。
年仅3岁的光绪由于过度紧张而陷入痉挛，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口吃，这是他母亲（慈禧的妹妹）虐待孩子的后果。这个家庭的另一位成员、也就是后来的溥仪皇帝1对光绪的母亲有过非常生动描绘：“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光绪的母亲一共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都夭折了。溥仪写道：他们的母亲“总不肯给孩子吃饱……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她对待孩子们很残暴，甚至不允许他们嬉笑。“‘笑什么？没个规矩！’”2
就连光绪的异母弟、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也没能逃出慈禧妹妹的伤害。像光绪一样，他也终生口吃，有时甚至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
提到慈禧的妹妹，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印象就是一个高声尖叫、爱打孩子的老泼妇，她先是对孩子推推搡搡、大打出手，然后又将他们锁在储藏室里，直到他们哭得筋疲力尽。因此，当光绪皇帝被当作预备继位的皇帝而带到宫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神经质的废人了。考虑到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慈禧之所以极力争取让她的这位侄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要将他从母亲的虐待中解救出来。慈禧当然知道光绪的兄弟们是怎么死的，而且，他是她下一代的亲属中硕果仅存的男性血脉。当光绪的母亲和奶妈到宫里来“安慰”那个可怜孩子的时候，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使得慈禧很快就把她们打发走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慈禧的干涉，才使得她的妹妹嫁给了醇亲王。然而，根据她自己的供述，她和兄弟姐妹们相处得并不融洽，而且显然，对于妹妹这样对待孩子，她也同样深感震惊。
在紫禁城里的成长岁月里，孩子的极度焦虑越发严重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并不是慈禧，而是那令人窒息的教育，是他所受到的谄媚奉承，还有来自他的首席老师翁同龢的那一套夸大其词的儒家礼教。他被推入了紫禁城这一畸形的环境之中，在那儿，他成了礼教的人质，被那些吹毛求疵的老师们严防死守、牢牢看管，在他的首席老师的训练之下，变得对慈安和慈禧战战兢兢、言听计从。
从前，在培养不幸的同治皇帝的过程中，两宫皇太后和宫廷老师们太过放任自流了——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光绪皇帝尽管已经从他亲生母亲的虐待之下被解救出来了，但他的老师们为了补救他们的过失又做得太过份了，使得光绪被严格的顺从所窒息，让他来为同治的品行不端付出代价。
慈安的身份地位要高于慈禧，由她来负责光绪的教育。撇开其他所有的问题，慈禧严重的肝病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在光绪9岁之前，所有关于他的决定，都是慈安、醇亲王和翁同龢的首要职责。
太监们也着手对这个孩子发挥积极的影响，以确保他不再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他所受到的责罚，也不再像以往的天子，仅仅是掐两下脸颊了。新任美国公使田贝3的报告说：“据说（是否确切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热情而任性。传说他是因为对外国钟表的狂热而毁了自己，他所拥有的这玩意儿为数甚巨。”他的母亲则把她对付孩子们的惯技（她也曾经这样对待光绪），一股脑地发泄到了光绪的父亲身上，因为是他坚持让孩子搬到紫禁城里去的。总管太监不免要惊呼：“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4连哭带嚎的小光绪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那是一间无窗的小闷屋，里面放着他的夜壶，不管他怎样哭喊，叫骂，踢门，央求，全都无济于事，没人理睬。只有当他哭喊够了，也就是说“唱”完了，他们才把他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样孤寂的独处，有利于让他深思和反省。和同治皇帝不同，光绪是个脆弱敏感的孩子，有着一种易碎的自负。
当他面对单调枯燥的学习和沉闷乏味的典仪而畏缩不前的时候，人们就威吓他，说这将遭受雷神的报应。这时，在一个老师的暗示之下，另一间屋子里的太监们就会弄出可怕的巨响，就好像雷神正在隔壁准备给他报应。因为这，光绪一辈子都害怕打雷和巨大的噪音，加之经常发作的惊恐，已经成了他的沉重负担。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这些突然发作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连续几天陷于持续不变的恐惧之中。
他并没有完全逃出他母亲的阴影。依循惯例，光绪皇帝即使在宫里也被迫节制饮食。田贝的报告说：“皇帝通常所吃的食物被规定得很死……如果他想要吃食谱之外的任何东西，负责皇上餐桌的御膳房必须事先进行商讨。”为了报复那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