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四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 ，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①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②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爱尔兰小说家。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画家。
第三篇在保安
一
苏维埃掌权人物（上）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①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像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②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边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