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队的猛犸，有的象滚圆的大馒头，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儿。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拣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③，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①中国房屋中土垒的平台，一头有灶，下面有迷宫一样的弯弯曲曲的烟道，可以把土炕烧暖。②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个姓氏”，中国口语中指乡下人。③一华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四
通过红色大门（下）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 Hai 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 p'a 等于官话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的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费而已。
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
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赛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要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