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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针锋相对”（下）
二月十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发了一个历史性的电报①，向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它向中执会全会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项重大修改：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
如果不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共产党为了“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采纳下列政策：（一）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军事委员会指挥；（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行“完全民主的”政体；（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国——即抗日——的任务上。
但是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感情激动。他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得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八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八点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开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即剿共）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他说，现在全国“首要问题”是“收复失土”。此外，全会还真的通过决议要先收复冀东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员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要同日本开战。它的意义仅仅是，日本如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将会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装抵抗。但是这已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接着，中执会又在行政院长的建议下，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长期拖延未开的“国民大会”，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次是决定要召开了，不再进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会受权修改国大组织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额。总司令——又是通过汪精卫——宣布全国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加速实现民主。
最后，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发了言，保证除了卖国贼以外给大家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他没有提到“文匪”——这还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总司令要维护新闻自由。他并且答应“释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声不响地向报界发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样。少数监狱开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后，好象事后才想到的一样，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表面上是为了要谴责共产党。宣言概述了十年烧杀破坏的罪行史。这当然是国民党对这十年的观点。宣言问道，这些人曾经是体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无懈可击的国民党的盟友，怎么会堕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一点岂不明显？但是结果是，这一切空话实际上不过是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条件作准备，这使得那些仍旧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极为反感。
这些建议是什么？全会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有四个条件：（一）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三）共产党停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唱反调的宣传；（四）放弃阶级斗争。这样，虽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解”谈判的基础。请注意，这些条件仍把共产党的小小自治国、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党、他们的将来“最高纲领”留在共产党的手里。或者说，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在三月十五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要求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
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的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致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反叛。内战停止了，很明显，南京终于承担起武装抗日的任务。他答应了扩大政治自由，并为实现“民主”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共可以据此武装休战共处，如果还谈不上“合作”的话。同时，政府在名义上拒绝了叛军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议。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和解措施是蒋介石在南京面临很大敌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而且当时他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险遭不测，换了一个不如他有远见的人，很可能怀恨在心，失去理智，轻率采取报复行动——实际上，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愤愤不平的部下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蒋介石比他们精明。他安危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
更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把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作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够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
①见苏维埃刊物《新中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
五
《友谊地久天长》①？（上）
蒋介石的友好姿态、他的撤销剿匪总部、取消新围剿计划以及上述各种其他命令和决议，共产党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战斗都已停止。国共两军实际上共同和平占领着好几个边界地区。蒋介石本人表示愿意容忍（至少暂时）红军的存在，只要他们遵守三月十日电报中提出的诺言。
在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占领了大批新扩展的地方。在陕西省，它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包括渭河以北的几乎所有地方。在他们五十来个县份里——面积在六万到七万平方英里之间，大体上等于奥地利面积的两倍——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地方。但在经济上这个地方很穷，发展前途极为有限，人口稀少，大约不到二百万。
但这个地区战略上极为重要。共产党可以从这里出发封锁中亚的贸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联系。假如与日开战，这个边境线的有机价值是很明显的。这是日本无法封锁的仅有的两条中国边境线之一，也是供应来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英里，已在一个同情中共、半独立于南京、半从属于苏联的半社会主义政体的统治下。在它东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国，另一个面积达九十万平方英里的前中国附属国——中国对它的宗主权至今仍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使俄国也是承认的——现在则肯定是在红旗的统治下，这是一九三六年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果。
在现在仍可称为“大中华”的这个地方，共产党控制下的这三个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前中华帝国三分之一的面积。把它们三者相互隔开来而没有实际接触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态度暧昧的缓冲地区，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关系脆弱的边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倒是日益现实的。这些地区后来很可能被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圈子，在苏联的影响之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庞大共产党根据地，从中亚和蒙古延伸到中国的西北腹地。但是这一片地方都很落后，有些部分是贫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东方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同苏联或华中，或者两者的先进工业军事基地结成紧密的同盟。
中共的当前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主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需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砘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间，已有二千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大学”），五百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
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中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干部的根据地。
①用名诗人彭斯的诗句谱写的苏格兰著名民歌，一译《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别或旧友重逢时歌唱，此处喻国共重新合作。——译注
五
《友谊地久天长》？（下）
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了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
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蓝衣社）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奸”。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
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交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分别召开了。会上作出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
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作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
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地——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拔给经费。第一笔经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现在存货充沛）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
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作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
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的“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