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伦敦劳伦斯书局上引书。
三
苏维埃社会（中）
这些组织和它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能说它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批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这项命令①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性人口减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
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倒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青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清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象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大片大片地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②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够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①土地委员会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西瓦窑堡）。②土豪是红军称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来自放债和抵押品买卖的地主。
三
苏维埃社会（下）
除了上述以外的阶级都不受没收的影响，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农民得到眼前利益。贫农、佃农、雇农都得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看来并没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权“平均化”。据王观澜（二十九岁的俄国留学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员）向我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问题——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在西北由于大地产多数是属于官僚、税吏、在外地主而简单化了。在没收以后，多数情况是贫农的当前要求得到了满足，不受在乡小地主或富农的什么干扰。因此红军不仅由于给贫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捐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的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陕西好几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
对于贫农还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完全取缔，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五。红军兵工厂里制造的好几千简易农具和成千上万磅种籽供应无地农民开荒。还开办了一所简单的农业学校，据说还要开办一所畜牧学校，只等这方面一个专家从上海来到。
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象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特别是耕种公共土地和红军土地——这样新奇（对中国来说）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种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里，采用了“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驻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了这种劳动。
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去。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共产党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
共产党在这些人们中间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进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在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象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①里有这样的有趣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这似乎排除了乱交——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须得到男方同意才可离婚。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抚养子女，但债务却由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
从理论上说，教育“免费普及”，但父母有义务借给子女吃穿。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免费普及”，虽然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向我吹嘘，如果他们在西北能有几年和平，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将会使全国震惊。我以后再来更加详细地谈谈共产党人在这一地区消灭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么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弄清楚政府用什么经费来不仅维持这样的教育计划，而且维持我称之为苏维埃社会的这个表面看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的机体。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四
货币解剖（上）
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
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象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
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辞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这里，它们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一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偷运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货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象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圆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运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发表命令收回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印的钞票上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售之后所得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它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一元两角对一元。条例规定：
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②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