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猛烈的攻击。
一九二七年冬天，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土匪头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丁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的建议是相反的，后者一味作迅速发展的空想。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得同两个倾向作斗争：第一个倾向是要立即进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第二个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来说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子。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数人相信这个政策，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的时候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批准。
对于那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
六人的决议总结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它的结论是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大约在这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去了那里。一九二七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接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界，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队到海陆丰去，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从那个地区突围，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第四军这时迅速而顺利地展开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战斗。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充分掌握权力。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刘恩康——一个军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揭发，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就暴露得非常明显了。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反对我们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在福建会议以后，他们就没有影响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六
红军的成长（上）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①二、捆铺草；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四、借东西要还；五、损坏东西要赔；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七、买东西要付钱；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②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营垒的。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是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①这条命令并不象听起来那么神秘费解。中国房子的木板门是可以轻易卸下来的，到晚上常常卸下来放在板凳上临时当床使。②红军有一个这样内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六
红军的成长（中）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