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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①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琼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②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
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四个分部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或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不分性别。”“报考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
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四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受四个月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失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六十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六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八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二千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潜越”入境。
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议、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校嚎谷照秸恼铰晕侍猓硕健⒖谷照秸械挠位髡绞醯姆⒄埂？/span》
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
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于奇迹，日本从已经处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中国领土上撤出去。
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
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我首次参观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看了这个令人惊异的儿童剧社的一场演出。
①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国小说家。②罗斯福的一个新政机构。——译注
五
红军剧社（上）
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面，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起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一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它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
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地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带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
接着是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
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
她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伏着许多舞蹈演员。她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五
红军剧社（下）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 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使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大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雷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