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程是从第二天开始，所以晚饭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黄立言夫妇要陪着校长及墨院长夫妇一起去外滩，默非夫妇机灵，一吃完饭即要求小周带他们上街转转，伯乐夫妇及纳地辛、卡温也加入了，史东夫人迪迪对上海的街道尚有记忆，要同她丈夫去找她旧时住过的地方，骆文夫妇即约如真同他们一起去南京路走走，如真立即答应，但三人刚到门口，社科院的明先生恰好来找她：
“你不是托我为你打听你一个表亲陆先生的消息吗？我打听到了，原来他目前在华东师大教书，他现在在楼下。”
如真倒吓了一跳。她刚到北京时，与明先生聊天，明先生问她可有家属或亲戚在大陆，她在心里寻索半天，说好像有一个表兄，是她母亲堂兄的儿子，失去联络很久了，文革后她在台湾的母亲忽然接到他一封信，写了长长的三页，自我介绍，并诉说家庭状况，同时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小时见过的姑母。母亲曾将信转给她，母亲说倒有一半字不识，因为是简体字。但要她如有机会去大陆，不妨去寻寻这位表兄。她无意中向明先生提起这个人，没想到他放在心上，居然把他找来了。她只好谢了骆文夫妇的邀请，随着明先生到大厅边的小会客室。
虽是表亲，却从未见过。明先生给他们介绍了后就告退了。如真与这位陌生表兄面对面站着。他穿件白衬衫，一条蓝布裤，倒不像一般在街上看到的那种松松垮垮的，而是相当合身，托出他经过锻炼的扎实的身量，剃了个小平头，托出他端正的方脸及摆布得方正的五官，不是个特别吸引女性的男人，但也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一般。
对方当然也在打量她，而且十分仔细，竟令她有点不安，于是她说：“请坐，陆先生。”
“我叫陆健，你叫我名字，或是表哥都可以。”
如真又吓了一跳，多么好听的磁性的男低音！有点像柯玛校长的！不禁又对他望了一眼，他在微笑，露出一嘴在中国不常见到的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我叫方如真。你好，陆表哥。”
“你好。姑妈好吗？”“姑妈”两字他叫得顺口又亲切，她心里牵动了一下，对他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她还好，同我弟弟一家住在台湾。年纪大了嘛，总有点病病痛痛的，我几乎每年去看她一次，就今年没去。”见他十分注意地听着，就说：“她叮嘱我如来大陆，一定要设法找到你。唔，你家人都好吧？”
“哦，姑妈没告诉你？我给她的信里全报告了，我父母都过了，我为了海外关系也吃了不少苦，唔？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爱人与我划清界线，因此我同她离了婚。我是七九年才从陕西乡下回到上海的。”
“那么你现在是一个人？”
“是。我以前的爱人现在在镇江做事，我有空去那边看看儿子，他现在十五岁，很懂事，有时她母亲出差什么的，他同我来往。我喜欢教教书，学生们也喜欢我，生活也很安定，虽然有时寂寞，但比起文革期间，现在是在天堂里，我已十分满足了。”他语气平静，态度安详，不像她在柏斯接触的某些留学生，有时到她办公室来闲聊———多半是来寻半时工的———说起文革，无不咬牙切齿。看来陆健在文革时一定也吃足苦头，但他只一两句轻轻带过，她不免又对他加一番敬重。于是她也略略讲一些她去美国及在美国的种种生活情状，并且说：“做了几十年美国人，原以为对故乡的情怀淡薄了，没想到一看到家乡的草木，尤其是乡间景色，对祖国的情怀像一股闷住的火焰，熊熊地在胸腔烧了起来。”说着，忽然觉得不好意思，忙说：“陆表哥大概还不知道，我是作家，所以有时说话有点文艺腔，你听了一定不习惯。”
在误解之前（17）
他忙说：“我知道，明同志跟我介绍过你，前几天我还特别去买了本《小雨》来看。很有意思，跟我们这里作家写的很不一样，很有启发性，很有意思。”
见他连连说了两句“很有意思”，她不禁笑起来，不说好，也不说坏，只说很有意思，这是很高明的说法。同他不熟，当然不能问他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只好说：“谢谢。我讲的倒是真话，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中国，看到你更是意外收获。”
“对我更是。明同志来找我时，我真是兴奋极了！不知表妹在上海可以呆多久，我可以陪你走走，上海这几年变得厉害，可看的地方不少，另外，如果你想回湖州家乡看看，我也可以陪你去。”
他口气这么亲昵，态度这么诚恳，外加声音又这么好听，她又心动又感激，忙说：“太谢谢了，不过明先生一定告诉了你，我们这个团体是来中国的大学建立交流的，上海是我们最后一站，想来这几天的节目都已排满了，我的任务是给团里的人做翻译，所以不好单独行动。不过啦，经你一提，我倒很想在团体回去之后，多留几天，回湖州看看。家乡的样子，记忆虽然已模糊了，但既来了，当然该去探看一下，回去后报告给母亲听，让她老人家也欢喜欢喜。如果，是你陪着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当然，当然。这几年家乡也有很大变化。可惜姑妈不能来。你能去，我一定陪你去。”
“我还得问问我们院长。陆表兄，听说淮海路一带很幽静，离这里远吗？”
他连忙站起来说：“就在这里，一拐弯就是，我陪你去走走，你要不要上去拿件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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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节目是去邯郸路的复旦大学，校长姓舒，是位女性，解放前在加州理工学院得的博士，那时真是凤毛麟角。五十年代回国在交通大学任教，没几年即被提升为复旦校长，文革时虽然也吃了苦，但受到邓颖超的特别照顾，没像南京大学的郭校长那样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七七年她即复职，次年又得了黄立言任教的克莱大学的名誉博士。他们两人关系不同寻常，在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留美时又常在一起。七七年黄立言随着在美华裔杰出学者的团体回国，是由舒校长出面接待，并领着他们去人民大会堂，由张副总理接见的。
舒校长率领了几个副校长及系主任在一座崭新的，由香港一位富商捐赠巨款而刚盖成的美中交谊馆的门口相迎。舒校长个子短小，虽已届耳顺之年而精神饱满，说一口带上海音的普通话，更说一口不带任何口音的英语。欢迎了他们后，即带入一间明亮宽敞，摆设着比锦江饭店要灵巧现代得多的沙发茶几的交谊厅。她十分美国派，简单地讲了几句欢迎词之后，就分成几个团体，校长一组，院长一组，对口的系一组，分别商谈交流的事。校长组的包括黄立言夫妇，如真被派到院长组去任翻译，讨论到将近午时，大家散坐喝茶休息，然后由舒校长领着一起去厅对面的大餐厅吃中饭。宾主加起来，席开三桌。
上了冷盘之后，舒校长端起酒杯，说：“首先我要感谢黄教授———他也是我的老友———为复旦与柏斯搭了线，使我们有机会探索两校交流的可能，次之我要感谢柯玛校长既热情又诚恳的心意，不远万里地来到我国同我们商讨交流的可能性。他真不愧是爱尔兰人，豪爽诙谐！”
柯玛机智地插了一句：“而且喜欢杯中物！”
三桌人都笑了起来，舒校长举起她的小杯葡萄酒，她边上的柯玛校长已将他的一饮而尽。她等餐厅的服务同志为他斟满酒之后，继续说：“第三，我要向大家报告今天会谈的意外圆满收获，当然这要归功于柯玛校长的豪迈爽脆的性格，我也同时要庆贺我自己不是一个像一般人认为的女性必是婆婆妈妈的人物。”她说了自己先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拍起手来，柯玛校长当即说：
“这句讲得好，值得干杯！而且我向大家证明，你们的校长不但不拖泥带水，而且当机立断，气魄比我大得多，虽然她外形没有我的一半，来，舒校长，把你的也干了！”
餐厅的气氛十分活泼轻松，菜肴虽不比国旅在北京请的那么精致，但也十分可口，情绪高昂，胃口极好。在吃水果时，墨院长站起来说：“我想我校几个教授及在座的复旦教授们，一定想知道今早我们协定的交流的具体议案，现在趁大家酒醉饭饱，还没有疲倦得要午睡之前，我简单地报告一下：一切顺利，两校交流从春季开始，两校每年互送三到五个研究生，一到三年，看个别情形而定，一切费用由对方负责。”次英与如真互望一眼，两人都觉得柏斯在这一点给了复旦极大的方便，更能了解舒校长的一脸喜色。“另外”，墨院长接着说：“双方同意教授的交流，譬如说，我们的东亚研究需要一位教中国艺术史的，舒校长已答应明年可以送一位教授去客座一年，而此地的英国文学系也欢迎我们来位客座教授，我想我们是乐于从命的，”他对默非教授看了一下，说：“总之，一切都十分顺利，许多细节要等下午史东教授与复旦的相关部门细谈。”
午餐后，部分人到大厅散坐喝茶，部分人员随着复旦接待人员去参观。舒校长回她的私邸休息，柯玛校长去小休息室向史东教授交代下午需要商讨的事，如真正要随参观的人出去却被墨院长叫住了。
在误解之前（18）
“真，”他一派和悦地说：“好消息，今早开会时，复旦中文系的副主任提出要求，请你明早在他们系里开一个座谈会，介绍一下有关海外华文作家及他们的作品。”
如真吓了一跳，双手直摇，对站在一旁的次英说：“那不行，我这次任务是帮忙做些翻译工作的，这个报告，该由你来作。”
“我哪有资格，我又不是作家。”
因院长在，她们两人都避免用中文讲话，院长听了，忙说：“真，英说得对，你是作家，这一点我真抱歉，来了中国之后才知道，也怪英没早先告知我。不过，那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了，而且很高兴。这个报告他们指定要你去，你也不用客气了。何况英明天会很忙，许多有关交流的事她要同史东教授及我一起参加。今天下午的节目你就不用参加了，回锦江休息及准备一下，等下有车送你同骆文、默非、卡温等人一起回去，他们明天也要在相应的系里作报告的。”
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当然使如真很烦躁。没有心理准备，没有资料，这真是从何讲起？！回到锦江，即刻回房，纳地辛不在，正好，她一面在房里绕圈子，一面使自己平静下来，幸亏一直住在东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作家座谈，名家作品讨论会等等，对于海外几位作家及作品倒是并不生疏。她一面走，一面在脑子里粗略组织了一下，才在床沿坐下，打算拟一个大纲，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纸，只好跑到隔壁敲骆文的房门。
他拿了一摞印有柏斯校址的白纸出来。如真拿了几张，“不要这许多。你怎么想起会带这种纸来？”
“备而不用嘛，不过临来前你们院长关照过，很可能我们要做本行的报告。”
“哦！”她不免有点愤懑，“我这是临时被抓差的，当然该次英讲的。”
“这你错了，如真，她讲什么好呢？到中国来讲怎么教中文？这里的中文系有个港台海外文学研究所，我相信他们对海外作家的情况一定不熟悉，你正好给他们介绍一下，谁知道呢，也许一两年之内你到复旦来客座一年，也可以熟悉一下中国当代作家的情况，并且收集一些写作材料，不是很好吗？”经他这么一点，如真不但不再觉得是个累赘，而且是个铺路的好机会。忙谢了他，回到房里专心一意地去写，等她写完，自己计算着时间看了一遍，觉得还满意，才大大地伸了个懒腰。这才发现窗外一片黑，原来已是晚上了。一看表，呀了一声，快七点了！糟糕，连忙开门去找骆文，谁知一开门即见一张字条：我们在餐厅，欢迎你来参加。条子还是六点多留的。中午吃得太多———这是她来中国后觉得不胜负荷的———丰富的中餐及晚餐，十多天下来，都快要变成胖子了。晚餐不吃，正好减肥。
九
她决定先出去走一阵，舒散一下筋骨，然后在附近找一个像在南京时吃过的小馆，吃一碗家常的雪菜肉丝面，要比日日夜夜在旅馆的餐厅吃有风味得多。
她随手拿了件橘红色的粗线毛衣，搭在肩上，给纳地辛留了个条，即锁了门出去了。锦江并没有灯火辉煌，从大门出去，街上的灯也并不明亮。她刚到中国时，有点不习惯，现在倒也不觉太幽暗了。而且别具一种朦胧的情调。昨晚同她表兄来荡过马路，所以一出门往左拐，走一条街，即是淮海路了。昨晚注意到淮海路上没什么吃食店，但她喜欢这条马路，宽敞、安静，而又有梧桐树。晚上秋意很浓，她把毛衣袖子打了个结，围在脖子上，慢慢前行。行人不多，倒是骑自行车的不少，一个人，更多的是一双并排，不快不慢，喁喁细语，经过她身边时留下一串轻俏的笑声，还有一股幽香，立即招回自己读大学时与男朋友骑车游逛时的逍遥。呵，逍遥，只有在花样年华的少女时代才会有的情致！而当时却没有好好抓牢它啊。来得容易，去得迅速！现在的日子里，再也不可能出现“逍遥”，也许在步调慢的中国。在美国，永远是后脚追前脚，一切都在“赶”中，赶送孩子们上学，赶到学校上课、开会，赶回家烧饭，赶写文章，赶到半夜，放下写作，倒头赶睡，为的是第二天重新再赶。
她把双手插入藏青色薄哔叽长裤，故意放慢脚步，在人行道上，梧桐树下，慢步走着，绝对不赶！她要试试看能否捕捉到一点以前时间好像用不完的“逍遥”。在中国、在上海、在初秋的夜晚。把为明天的报告的担忧暂且锁在锦江的客房里，自己就沉浸在不可多得的不用赶的逍遥里，那怕只几个小时。
一点没有儿时的记忆了。记得有次探望母亲时问起儿时的上海，母亲只说住在霞飞路的同庆里。陆健说淮海中路就是以前的霞飞路，同庆里不知在何处。如果她想，他可以陪她去找。找到了又怎么样？最多不过是下次回台探亲，向母亲叙述一番而已，又何必呢？母亲中年离开大陆去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自己父母亡故的消息还是辗转由香港的友人告知的。哀伤之余，只望在有生之年，回故里去坟前叩头表达没来送终的不孝。但这个希望怕母亲的余生也不能实现了。明明是同胞，却当作仇敌。几时能解！当年不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如今却不能心甘情愿地回来。而今已白发苍苍。可怜的母亲，她还有多少岁月可以等待啊！
她甩了一下头，抬手把围在脖子上的毛衣拢紧一下。她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带母亲来？她可以把母亲接到美国，再由她陪来，台湾当政的能把她怎样？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妇？！她把手插回口袋，挺挺胸，吁口气、明天她要做个精彩的报告，给自己再回复旦开一线门！这样一想，她步子加紧，打算回旅馆把稿子好好整理一下。咦，不对，还有一件什么事没做。她停了步，侧头一想，对了，还没吃晚饭呢！转头四处一望，不知身在何处，从站的暗处左右一看，不是淮海中路，却又不知是什么路，这下子她慌张起来，因为她脑子最弱的一环是方向感。她忙看腕表，这才发现手表留在房间里。她伸出一只手按住忽的跳得很猛的心，暗叫一声不妙，失了时又迷了路！一个人走丢了！
在误解之前（19）
她只好往前走，试着拦住一个人问路。远远看到街角有几个人站着说话，她忙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