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干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想干了？你有莫有搞错你？还不到一个月，那家那么有钱。”他惊讶地问。
“光有钱有什么用？何况那钱又不是我的，我每月不过五百元，整天就守着个小猪头，还得低三下四地。”我满腹委屈地抱怨。
“你可要考虑好了，换工作不容易，我这里你睡觉暂时是可以保障的，有必要的话你就过来吧。”说完他从酒楼吧台里取出几封信件。
一共有我的三封信。家里的信里没有过多地责备我的不辞而别，除了告诫我出门在外须事事小心，收敛平时的自大鲁莽之外，还提醒我，若深圳坚持不下去便立刻打道回府，切不可逞强好胜甚至铤而走险，惹出祸端来。王文革除了谈到他艰苦支撑的花店生意，还告诉我说，舒怡已和白成富订了婚，她已经调到一个肥水四溢的机关去了。另外还附带了几首贾卫东和赵卫彪的近期诗作，特别要求我在世态炎凉、物欲横流、人兽莫辨的深圳作几首以谢他意。叶冬江的信更令我心灰意冷－－他问我是不是象那个可爱的人当年流落于维也纳的街头，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吸着别人扔下的烟头，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该死的世界。
我心乱如麻地告别了杨排长。我走在烈日当空的空旷街道，任凭烈火炙烤我的身体，任凭汗水从下颌处不间隙地滴落，心中是一片迷乱。在路过那个露天人才市场时，居然还有许多我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面黄肌瘦，愈加疲惫愈加无奈，最引人注目的仍是那个河南的小伙子，他仍在高声叫卖他尚未卖完的盒饭。
我回去时，浩仔还在那里咋咋哇哇哭哭啼啼，我奈着性子哄了他好久，他才勉勉强强地停下来让我给补了两个小时算术课，其间我忍受了他若干次无理的打骂。我腿上的踢伤尖锐地发作。我这时发现我以前对他的“喜爱”早已荡然无存了。
下午朱光辉回来时，艾之琳拿着张毛巾主动地迎上去，又给他从冰箱里拿了个水蜜桃，再为他提了拖鞋出来，朱光辉沉着脸，一言不发，爱理不理地接了。
“爹地，非叔今天中午打我。”浩仔突然对朱光辉告状。我猝不及防大吃一惊，艾之琳也变了脸色。
“打你？是不是你不听非叔的话呀？老师打学生，该打啦！”朱光辉一边把没穿袜子的双脚从皮鞋里拿出来换上拖鞋一边不在意地说。
“我写好了作业他还打我！把我摔在地上！”浩仔眼泪汪汪地说，“爹地，我不要他！”
“这是怎么回事？”朱光辉转身问我，语气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噢，是这样的朱先生。”我有些紧张了，“我昨天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我两封信，今天中午我去拿，浩仔非要跟我去，外面太热，我让他去睡觉，他不去……”
“所以你就打他了？”朱光辉愠怒地打断我的话。
“没……没有，只是，只是摔……摔了一下。”我嗫嚅着说，“不小心摔了一下。”
他一把搂过浩仔，问他：“打你什么地方了儿子？让爹地看一下。”
浩仔顿时嚎啕大哭，胡乱地指了身体若干个部位，哭得悲恸欲绝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剧痛难忍令人发指的样子。
“阿非，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打他，他又没做错什么事。”他责怪我。
“朱哥，你听我解释。”我噤若寒蝉地伫立一旁。
“你是我花钱请来教书的，不是请你来打人的，打他也轮不上你呀，你有莫搞错呀你！”朱光辉大声喝斥我，青筋都暴突出来。
“朱光辉，我……我说算啦，小事嘛。”艾之琳在旁边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句。
“住嘴，三八！他妈的！你这个臭三八打我老婆，你这个臭老九又打我儿子！”朱光辉疾速转过来吼叫，“阿非你还干不干？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啦！”
“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我忍无可忍，猛喝一声。他们一下子都被镇住了，浩仔愣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我。
“你……你那么凶干嘛，难道还想吃了我不成？”朱光辉恼羞成怒地、怔怔地问。
“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转身走进卧室收拾我的东西，整个房间寂静得可怕。我提着行李包出来后对朱先生说：“朱老板，我的工钱。”
他涨红了脸，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给我数了五张四人头。艾之琳站在一个角落不知所措，脸上是难以言传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过钱说：“朱老板，我一共干了二十六天，本来四百三拾元就够了，但没想到浩仔那么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过艾之琳身边时我盯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艾姐。”扭头就拉开门走了。我突然想起该给杨排长打个电话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还想干什么？”朱光辉冷冷地问。
“打个电话可以吧，市内电话。”我盯着他，他朝电话摆了一下头。我就给杨排长拨通了，告诉他二十分钟以后到“大拇指餐厅”见面。
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在深圳不能考虑三天以后的事情，因为饥饿总是在几个小时以内发作，能撑就撑，不能撑就滚蛋。计划没有变化快！一路走一路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无所谓，不行就撤退，大不了来个新长征嘛，什么计划呀方案呀统统扔得远远的。”我神色黯然地说，一边点了酒菜。
“哎，我说你小子何苦呀？在内地坐办公室多清闲的差事，却跑过来遭这份洋罪。”他替我叹息，“钱没捞到反而落双香港脚。”
我苦笑之下喟然叹息：“我现在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优越性了。”
“什么优越性？”他用少许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后将其泼洒到地下。
“一是稳定的收入，二是廉价的住房，三是昂贵的医疗保证，这三大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管他妈的什么制，这个世界上就得讲两个字，权和钱！这两样你有一样就是大爷，没有你到那里都只有装孙子！”杨排长破口大骂。
“杨排长，我最多在你那里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这个地方，我已经领教了。”我说。
“五六天？那家给了你多少报酬？”他问。
“五百块，加上原来的三百块，现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块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费三百块，只有五百块了，最多支撑七八天时间。”我说。
“我们的寝室都住满了，现在你只好和我挤一下了。”他为难地说。
“没关系，你别对任何人说。我晚上十二点以后回来睡，早上七点就走。”我说。
“随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乱跑。”
“他妈的，我想给艾之琳打个电话。”
“童子哥，你有莫搞错？给她打？”他吃惊了。
“别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经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你和那娘们那个了？难怪我那次发现她在注意你，炒你鱿鱼一点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辉老婆！我问心无愧！她真不幸！”我叹息。
“来来来，管他妈那么多，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童子军的灭亡，干杯！”他举起酒杯嚷道。
杨排长要赶回酒楼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辞了，我让他带走了我的行李后独自踯躅于街头。我如孤魂野鬼如丧家之犬如行尸走肉，游荡了一转，辗转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来，望着高楼、车流、行人和霓虹灯发呆。我口干我目涩我头晕我四肢无力我心事重重。我无力地躺下来，弃儿般的感觉又直逼上来。我看见座座峻峭的高楼大厦如巨大的断剑冲刺天空，黑黢的夜空中，断剑剑刃透射出缕缕寒光，我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倾覆下来，将我剁成肉泥。出我木然地从兜里取出几封信，细细品味着来自遥远的关切。贾卫东和赵卫彪合写的那几首诗让我心潮起伏，感喟万分，不禁惊叹他那“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一般的气势。我无边无际的悲哀，在我脑海中堆积、萌动、膨胀、旋转、流泻、奔腾、咆哮，渐渐地，我的悲哀化作了难以抑制的迷惘。人一旦迷惘就会伤心，一旦伤心就会绝望，绝望最终会化为愤怒，愤怒就会出诗人：〖JZ（Z〗
多少次梦中见到你醒来后却茫然面对四壁我失去的不只是过去我得到的却一直是空虚看他们一个个活得可以我的头却埋得很低很低我上不了天堂我下不了地狱我抓不住权力我抢不到商品我游不到岸边我沉不下海底我坚锐不起来我阳萎不下去我咬牙切齿我忧郁难离我的心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的呼吸还有什么意义
三十三
我仍然逃不脱乘兴而去铩羽而归的命运。我再一次垂头丧气地走出深纺大厦人才交流中心，在不远处一杂货店买了瓶冰镇矿泉水心灰意冷地喝，忽然间发现面前的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广告招贴，纸不大，上面是复印机印的蝇头小字：“代办各种证件，立等可取，质量可靠，价格合理，解您燃眉之急！联系传呼××××××。”
我心头一亮，想起一月前刚到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时那个湖南小伙子对我的指点，想起因文凭不硬在市场中屡屡遭受的挫折，不禁一阵窃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可是违法行为！但违法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地球照样旋转、街市依旧太平，何况我的主观愿望和目的只是找个立锥之地－－目的说明手段正当嘛！窃书不为偷，买张假文凭能叫偷吗－－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譬如、姑且、即使、纵然、斗胆、就算、豁出去了、退一万步、退一万零一步说，这叫做所谓的“偷”－－偷的人还少么？－－别人偷得，我就“偷”不得么？我就是这样说服了自己骨子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正义感的。我抄下号码，找了个僻静处打了寻呼机，果然不出二十秒中电话铃声就响了。
“请问先生办证件吗？”一个神秘而低沉的男人声音。
“你们可以办什么证件？”我迫不及待地问。
“所有证件。身份证、边境证、港澳同胞探亲证、护照、鉴证、文凭、记者证、军人证、警官证、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军车执照、结婚证、离婚证、计划生育证、荣誉证……嗨，你要办什么证？”
“文凭？贵吗？”
“什么学校？”
“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也行。”
“嗬，名牌大学，行！1000元一个。”
“1000元！太贵了，算了。”
“我们是激光排版，电脑制作，打钢印，还带防伪标记，一模一样不差毫厘……”
“太贵了，我没那么多钱，我连工作都还没找到，算了。”
“嗨，那你说多少钱，总不能让我们亏本，我们成本很高，又担风险，800元怎么样？”
“800跟1000有什么差别？算了。”
“嗨，先生，别挂嘛，那你说多少钱？”
“300元。”我居然也说得出口。
“什么？300元，开玩笑！700元。”
“280元，这里还有几张同类广告呢。”我提醒那文凭贩子。
“600元。”
“250元。”我就不相信买的真不如卖的精，来吧！
“500元。”
“200元。”
“好啦，好啦，别再减啦！200元好啦，你真行，没得赚啦。”他嗷嗷直叫。
“那我到哪儿找你呢？”
“你有现成的一寸照片吗？”
“有。”
“带上，身份证也带上。”
“身份证？为什么要带这玩意？”
“废话，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我们只给外地人办。你穿什么衣服？戴眼镜没有？你贵姓？”
“我姓李，白色体恤，灰西裤，戴眼镜，夹一皮包，尖嘴猴腮，瘦骨嶙峋，营良不良－－长得就跟演小品的那谁巩汉林似的。”
“半小时后荔枝公园门口见。”他说完就挂了。
我鬼使神差地立即赶到荔枝公园门口。那个神秘人物却没有准时露面，我开始有些着急，看着稀稀拉拉进出公园的每一个人瞎猜疑，可是他们都没有正眼盯我一眼。直到延时将近半小时，文凭贩子仍未出现。我踱来踱去，心急如焚，又去打了传呼，仍未复机，我气得心里大骂骗子该死，扭头恹恹地走了。不想走出足有二三百米远的地方，一个人突然插上凑近我低沉地问：
“请问李先生是吗？你打××××××Call机了吗？”
我扭身一看，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几乎和我一个打扮，白体恤，灰西裤，戴眼镜，腑夹条形皮包。比我略矮略壮略黑。
“你他妈拿人当猴耍呀！”我破口大骂。
“莫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其实刚才我一直在你对面商店门口……”他警惕地环顾四周。
“你他妈的拿我当卧底呀？”我余怒未消。
他满脸堆笑一个劲道歉：“莫好意思，干我们这一行小心谨慎为好，莫好意思，身份证带来了吗？”
我从皮包夹层里掏出了身份证给他，他仔细看了一遍，解除了戒备，然后问：“钱，钱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收回了身份证说。
“不行，你得先付钱，我把钱和照片送过去。”
“那我怎么办？你走了我去找鬼呀？”我断然拒绝。
“你就在这等着，我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那厮说得倒轻巧。
“我他妈脑子里有疱呀？”
“哪你说怎么办？”
“我跟你走一趟呗。”
“不……不行，那不行，绝对不行！你去不方便，我也不敢带你去，这是规矩！那地方能让外人知道吗？”他直摇头，拿眼四处乱瞟。
经过一番争执，最终达成了妥协，他再叫一个人来取照片和五十元定金，他留下来陪我等货，贷齐再付余款。他拿出皮包里的手机说了一阵语焉不详的鸟语，然后我们往回向荔枝公园走去。几乎在我们到达的同时，一辆摩托在我们面前嘎然刹车，一个戴头盔的家伙下了车，两个家伙讲了几句鸟语，让我拿出一寸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年龄、校名、专业、毕业时间，又收了五十元钱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们说好在公园等他。在公园门口，为了门票又是一番争执，最后还是那家伙磨磨蹭蹭地买了票，我也很大套地给每人买了瓶矿泉水。
但凡人造公园，大同小异。荔枝公园也不例外，除了多了些荔枝树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找了个树荫下的石凳子坐下，刚点燃烟，那家伙的传呼机就响个不停，他约了好几桩生意，一张老脸笑得稀烂。
“你要走？”我问他。
“不走。我把生意全都安排到了下午和晚上，没事啦。”他说。
“业务繁忙呵，发大财啦。”
“小意思啦。”
“哪里人？贵姓？”
“北方人。我们不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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