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处有人守着。大厅左侧是巨大的几乎和墙一样高的玻璃窗，上面挂着一排招聘表，间隔几米就挂着一台彩电，随时报告当天的招聘信息。大厅的一角又被围成了一个小圈，几张办公桌、几台饮料机、几部公用电话，另有几台复印机，专门复印各种文凭，个人简历，招聘表等资料。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不名一文的穷学生来说，收取昂贵的饮料费、电话费和复印费是毫不含糊的，若少一分钱，服务小姐都会拉起苦瓜脸。
我决定先到招聘表和电视前浏览一番，我发现每个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具备许多条件，条款非常苛刻。除大专以上文化外，一般还要求懂外语、懂电脑、懂广东话、有工作经验、有广东户口、有良好社会关系，身高、体重等等，仅有一技之长，已经很难胜任。往往一个职位的应聘者多达几人甚至几十人，不少人唏嘘不止，望而却步。我拿起笔选了几个比较对路的，例如翻译、文员之类，然后直接往中间大圈内的洽谈处走去。在入口被拦住，被告知必须到窗口买张求职登记表。一张纸竟花去五元，我填好表格，被守门工作人员将登记表剪去一只角，并被告知每一张表只能用两次便作废，若再用必须重买。我抱怨着进了洽谈处。我应聘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赫赫有名的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位于繁华的深南中路，是一座几十层的蓝玻镶嵌的柱形大厦，招聘的职位是两名英文翻译。我恭恭敬敬地把毕业证、中英文个人简历、英文求职书和求职登记表的复印件递上去。一个时髦的小姐收下来，用订书机将这些零散的资料订在一起，然后扔给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便去排队。等了有二十分钟轮到我，我看见他先浏览了一遍我的资料，看看我，然后又问道：
“英文水平如何？”
“自信有六级水平。”我答。
“口语怎么样？”他问。
“这怎么说呢？还凑合吧。”我说。
“用英文作个自我介绍。”他放下资料抬起头。
于是我开始说起来，大都是英文简介上的句子，非常流利，引来了周围一圈人。还没说完，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用英语问我：
“有相关工作经验吗？（Do you have any related experience？）”
“我以前受聘于内地一家经济开发区作翻译，这是聘书。”我赶紧从皮包里取出聘书递上去。
“会讲广东话吗？”他又问。
“不会。”我说。
“有深圳户口吗？”
“没有。”
“深圳有住房吗？”
“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
他收剑了满意的表情说：“不行，我们老板是香港人，要求必须会讲广东话。而且我们短期内无法提供住房。”
“广东话学起来挺容易的嘛，不可能比学英语还难吧。”我着急了。
“我看不见得吧。这样吧，你把资料和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我们决定聘用你，会给你来电话Call你的，好不好？”他记下了阿超酒楼的电话。阿超是我的深圳市内联系人，求职表上有这一栏。
在我之后是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情节大同小异，最后照例是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静候命运的安排。
我又到了一个洽谈间，这是一家港资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里面坐着两男两女，桌子上放着两部大哥大，铁栏前挤得水泄不通，至少等了近半小时才轮到我。
“先生您要应聘什么职位？”漂亮的小姐问。
“中英文秘书。”我边说边把资料递上去。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师范院校毕业的，怎么不教书呢？”她边看边问。
“噢，是这样的。”我说，“我毕业时被一所成人高校选中，要破格接收我到该校任教，－－因为我的文凭只能做中学教师。我是说，怎么说呢？我学得还不错。但教委坚持不放我，硬要我到一个没电灯、没自来水、讨不到老婆的偏僻山村教中学。我有教高校的水平，为什么非得去教中学呢？人才浪费嘛。现在农村都把城市包围了，我又为什么要下乡呢？我一气之下就改行了，由于专业不对口，我就停薪留职了。”我一口气讲完，她就象听天书一样给搞糊涂了。“会使用电脑吗？”她又问。
“会使用四通电脑打字。小姐请看，我的中英文个人简历，求职信都是我自己打印的。”“是不是用五笔字型？”
“对。就是王永民发明的那种五笔字型。”我补充说。
“每分钟能打多少字？”
“没试过。”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一个星期。”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平时干些什么？”
“为领导起草报告、计划、发言稿，整理文件，找资料等，把领导想说、想写、又无暇顾及的找出来写出来，然后署上领导的名字，再让领导去说。”我字斟句酌地说。
“内地机关秘书和深圳企业的秘书不同的啦，这里的秘书还要求成为老板经营管理、市场预测和营销策划的助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不行。”
“小姐的意思就是我不行了。”
“不，我们要考虑的是每个应聘者的综合素质。你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找的是最合适的那个。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她彬彬有礼地解释。
她刚说完，就有自以为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马上凑进来递上自己的资料。我刚退出来就感到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他对我说：“师兄，刚来的？”
“是的，怎么啦？”
“我叫邓刚，华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你过来一下。”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应聘要注意技巧，我刚才一直在听你说，象你那样应聘希望永远不会太大。”
我赶紧感激地道谢：“谢谢师兄提醒，我这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还望您指点迷津。”“你不能太老实，问你来深圳多久了，是想了解你是否熟悉深圳的环境，千万不要说刚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问你在深圳干过些什么，是想了解你是否有外资企业的工作经验，千万不要说没干过，胡诌一个，这里外资企业多如牛毛，人员流动又快又多，谁也记不起曾聘过哪个职员，他们也绝不会去调查；问你是否会讲广东话，就说听得懂一些，日常句子会讲几句，你现在马上要学会几句简单的广东话。应聘也是门学问。深圳这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本事需要，但更需要手段。真本事求发展，而手段却是求生存，需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才可能有你的立锥之地。何况我们都是文科生，文科生在这里找工作更难，机会更少，所以更要注意手段。”他说完我赶紧道谢。
“你一定来深圳时间不短了？”我又问。
“一年多了，什么都干过了，秘书、文员、管理、业务员、酒楼领班……”“怎么现在又要换工作了？”
“深圳这地方，一两个月换一次工作的人多的是，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谁也不碍着谁。老板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内心有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被施舍者还必须有油水可榨！万恶的资本家！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混混还是有些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真实的，虚假的都有很多好处。”他老练地说。
这时，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吆喝：“下班啦！关门啦！”人群躁动起来，有的人在抓紧最后几分钟拍卖自己，大多数人都被往楼下赶。我和邓刚在门口分了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文凭不高，可以去买一个，才二三百元一个，一些名片行有卖的，全是名牌大学。”
火辣辣的太阳令许多没有带伞的人望而生畏，在大厅的空调处拼命地吸收冷气，连几个重庆人都在大骂，这鬼地方，这鬼天气，比重庆还难受！我在稍凉的地板上坐了十几分钟，喝了一杯冰镇荔枝汁，猛吸了一阵冷气，然后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射出去，刹那间觉得宛如一只飞蛾扑进烈火中，一眨眼就被熔化，我一阵目眩，头立即膨胀，感觉转眼之间身体发生了状态的变化，由固体化为液体又化为气体，直冲脑顶又逸向天空。
我恹恹地走到华强南路和深南路交叉口，这个以前的人才市场此刻仍聚集着大批露天应聘者。这里有一片树荫，是洽谈的地方。许多人买了盒饭坐在地上吃起来，我花去八元，买了一种有一只鸡腿的盒饭，又到上步储蓄所旁的杂货店买了杯冰镇可口可乐，提起一个矮塑料凳，靠着墙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鸡腿太难吃了，爵着口感如木屑。吃完以后点起一支烟，伸展开双腿，迷着眼睛养神，一派疲惫不堪状。忽然有一个人影凑过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手里也提着个小方凳。
“有火吗？师兄？”他一边坐下来一边递给我一支深圳人很少抽的“红双喜”香烟。深圳人通抽“三五”、“万宝路”等外烟。
“哥们，什么地方来的？”拿出打火机，一边点燃我们的烟一边问他。
“陕西宝鸡。兄弟什么地方人？”
“离宝鸡不远，四川蒙城。”
“蒙城？我知道，进四川的一个大站，我经过几次，挺不错的。”
“不错，说它穷山恶水恰如其分，说它是一座封建堡垒并不为过。”我说。
“宝鸡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来了。”他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内地干哪行？”他又问我。
“城堡中的城堡，机关小公务员，跑腿打杂混政府的饭吃。我是停薪留职出来的。你呢？”我说了又反问他。
“那我就更是个刁民了，你还停薪留职，心中还有组织有纪律嘛。我是开溜跑出来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办。”他说。
我望着这个并不健壮的北方小伙子问：“为什么？你不怕被单位开除吗？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我一时冲动跑到北京，还好没有正式逮捕我，但学校无论如何不给我发毕业证了，只补发了肄业证书。”他说。
“我有个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去时还带着女朋友，回来只受了个处分，毕业时悄悄给撤销了。”
“那肯定是认罪态度好。”他说。
“两口子一个是学马列的，一个是学历史的，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力，认罪态度好。写的认罪书长达3万字，成了校方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据说八九年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学他俩合写的这篇忏悔书。”我想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和他抡圆了聊聊。
“可能尽是些痛定思痛的话。”他乐了。
“岂止痛定思痛，简直是脱胎换骨，洗新革面，泪水化作倾盆雨了。两口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分析总结出党在从陈独秀到王明到张国焘到高岗到林彪到赵紫阳的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险及其失败。而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受了蒙蔽，听不出党中央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极力证明自己属于受了蒙蔽的那一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心人办了糊涂事，强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热情地颂扬了党和政府母亲般博大胸怀和宽容政策。别人都把你比作母亲了，你还忍心对他下手吗？其实那家伙在高中时就对社会不满，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说。
“还是你们学文科的脑子灵活，我那四年没看什么社科书，整天就是学机械，把头都学得呆头呆脑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只要当时返校后认罪态度好，什么事也没有，有好几个问题比我严重得多的人都逃脱了。系主任是个女的，对我可好了，让我写认罪书写得深刻点，可我连一个字都不写，她几乎流泪央求我才敷衍了事，她还帮我润色修改，要不是她，我肯定更惨了。当时主要是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机械事故。”他打了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比方。
“四川人都形容顽固不化的人‘倔得象老陕’。”我给他递上一支三五牌烟，又到旁边杂货店买了两瓶冻奶，他接过冻奶一边道谢一边问我：那时你在哪里？没有出事吧？”
“我根正苗红，我爸爸专门赶到学校教育我，我只是凑凑热闹，瞎起哄，最多起了个掩护坏人的作用。我们学校开除了几个。”我说，“噢，倒忘了问你在工厂里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了？”
“我好歹分到一家国营工厂。我进厂后，起早贪黑，拼命工作，由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他们对我还是有成见。保卫科、政工科的人有事没事找我谈话，公安局的人也时常打听我的表现我的行踪－－我要定时汇报的。最气愤的居然是同行中人，那些技术科的人专抢我的成绩。我的技改建议一提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了，别人晋升工资评职称，我却什么也没有，一出什么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反正成绩总是别人的，错误全是我的，我是个黑人。”他委屈地说。
我已经没有心情给他讲我的故事，都沉默无语，闷着抽烟、喝奶。在这种场合和一个陌生谈学潮，有意思。
在下午两点，他说他要到关外一家工厂去见工，互祝走运后就各奔东西了，分手后我才记起我们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到深纺大厦时还没有上班，过厅里聚满了人，有空调的地方更是水泄不通，难以插足。门口那个挺面熟的戴眼镜的小伙子正汗流浃背地兜售没有卖掉的盒饭，师兄长师妹短地叫个不停。我听见旁边有人在说那河南小子还是个中文硕士生哩，被炒鱿鱼后已经卖了一个月盒饭了。我找不到一块可以纳凉的立锥之地，索性到了隔壁偌大的股票交易大厅，这几天股市交易疲软，墙上电子大屏简直成了一块绿茵茵的稻苗，里面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在冷气下，用皮包垫着席地而坐，感到惬意极了，不久看到厅外人群浮动，我赶紧走出大厅挤进人流涌上二楼。
象上午一样，我先买了张信息表浏览了一遍，发现今下午的招聘对象绝大多数是理工科毕业生，如电子计算机软件、财会、报关、工程师，还有热处理冷处理氩弧焊什么的，只有一个玩具厂的经理助理对我还有一丝可能性。我回忆了一下上午邓刚的指点，然后大大趔趔地走向洽谈间。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两个小姐正在询问应聘者一些问题。轮到我时，我对答几乎和上午一样的问题都用了不同的方式，当问我到深圳多久了时，我信心开河到深圳整整两年了，大学一毕业就来了。那个小姐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说：
“你的肤色不象。”
“我，我一直在室内工作，管理人员，白领阶层嘛！平时很少出门晒太阳，再说我是大圈仔。”我平静地回答。
“会讲广东话吗？”她又问。
“以前老板是台湾人，要求讲国语，广东话会讲一些，但听懂没多大问题。”我说。
“我们老板是香港人，客户都是广东人、香港人，要求会讲广东话，讲几句我听听。”她盯着我。
我把阿超这几天教我的日常用语说了几句，如从一数到十，香港四大天王刘张黎郭的名字。她又问了我几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好象日本人那样边点头边“嗨呀！嗨呀！”了两声，“嗨呀！”在粤语中是“是”的意思。
“这份求职登记表上的字是你写的？字写得还不错。”她拿起资料看。
“我还喜欢写毛笔字，用繁体字写。”我赶紧补充道，“海外华人都用繁体字嘛。另外，我能讲一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