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人。这些人大都穿着T恤、背心、短裤、拖鞋，一副悠闲慵懒状，许多人都穿着文化衫子，其中有三句最赫然入目，一句是：“我没钱，别惹我！”另一句是：“不象话！”还有一句居然是：“雄起！”
“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多是城市中的闲人，公家的弃儿，生活的边缘人，精神上的活死人，他们需要活着，需要刺激。”叶冬江向我介绍。
他买了十枚币玩起了“雷龙”。里面充斥着摹拟现代立体战争的血腥厮杀场景，从航母飞机坦克机关炮导弹地雷机关枪什么武器都有。冬江反应敏捷战术高超，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每当他躲过似乎注定在劫难逃的袭击，化险为夷甚至反戈一击时，都会引得旁人情不自禁的喝彩。冬江也越来越得意起来，那些大至航母小至枪炮的武器都成了他随意操纵的小玩具。他杀得天翻地覆火光四射，俨然成了一个驾驭着庞大战争机器的英雄，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去玩老掉牙的俄罗斯方块和小蜜蜂。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场夜场电影，由道格拉斯·迈克尔主演的《本能》。当我们回到叶冬江那个阴暗而隐蔽的小房间时，已经零点过了，我们冲了个澡，然后在支离破碎的交谈中昏昏然然地睡去。
第二天起床时已近中午，我们穿着T恤、短裤和拖鞋上街了。即使是大白天，成都街头闹市仍不乏这种闲人打扮的人。在我走过的城市中，从未有哪个城市有如此多趿着拖鞋上大街逛商场或在街沿打麻将的人，真堪称成都一景。路过一家生意红火的面馆时，我想去吃点山西刀削面，冬江却执意要宰我吃火锅，没办法，可能是昨夜洗澡换衣时他发现了我的钱包，那是一笔对于我们而言不菲的款子，有三千元呢。我们在“七星椒”火锅厅坐定，我点了菜，把菜单交给俯首侍立一旁的女侍。
“先生，你们喝什么酒？”她毕恭毕敬地问。
“我喝一扎冰镇啤酒差不多了，你呢？”我问冬江。
“我，给我来瓶中华鞭精。”待那女孩隐笑而离，冬江对我说，“操！肾虚得厉害，缺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补什么。”
“小姐！”我挥手叫来那位女侍，“再给这位西门庆先生来份牛鞭。”
“算了算了。”冬江居然也有害羞的时候。
“没关系，二十元钱嘛！要补就大补一下嘛！”
我们在七月的酷暑中又被火锅烫得五脏六腑就像被油煎过，无一处不舒坦，无一处不烫贴。我们大汗淋漓，唏嘘不止，却愈加感到无穷的惬意，这就是四川火锅的魅力。几个老外和北方佬不堪忍受哇哇叫着落荒而逃。走出带空调的火锅厅，我们差点热昏过去。
“不行不行，我们内火太重，肝火上升，得赶紧找个地方散散火。”我四处张望。
“登茶馆！”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茶馆是我们自小到大消遣时光最常去的好地方，花钱最少，享受服务时间最长。最有趣的是，茶馆不仅是各种轶闻趣事闲言碎语兼下流故事的批发市场，又是各类闲杂人等三教九流的集散地。我的低级趣味的形成实际从小就在茶馆滋生了坚实的基础，王朔的小说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我的早熟就和茶馆中说书艺人的下流事故的引诱有关。成都亦是个茶馆城，各种档次的茶馆密布于市。成都人的温文而雅慵懒闲适巧舌如簧豪放不足婉约有余，据我看来大约与其深厚的茶文化有关。蒙城人性格趋向北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火爆刚烈，傲慢强横。
我们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院内搭着凉棚的茶园，刚坐定要了茶，就有两个眉目清秀的“掏耳女”走拢来，要求为我们清除耳垢。
“我们在喝茶！也不看场合，恶心！”我厌恶地挥手。她们讪讪地还不走。
“别，别走，来吧，舒坦。”叶冬江说，“你请我吃火锅，我也不能没一点表示，我请你掏耳屎。”
不容我说话，那女子就敏捷地揪住了我的耳朵刮子。另外两个修脚师傅见状不由分说地抱起了我们的大腿。我动弹不得，只好眯上眼睛，那种痒痒乎乎的感觉真好。
“别人要靠这个养活一家人呢，容易吗？”叶冬江最后共付了20元钱，让他们四个人分，几个人感激不尽地走了。
等我们走出来时，公园门口已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原来竟是“黑豹乐队”要到成都来演出，旁边开始售票。窦唯是我心目中屈指可数的大陆歌星之一，可惜他要四天后才到，让我遗憾了好一阵，无法去领略他音乐中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和柔情中的狂野和狂野中的柔情了，当时我真动了先退机票或换机票看演出的念头了。我花了四十元为冬江买了张甲票，并告诉他：“你去看吧，帮我吼两嗓子。”
新闻联播中报道：从银川飞往北京的一架图－154客机坠毁，造成七十多人当场丧生，这个消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我对冬江说，明早退票换乘火车走算了。
“没关系，到深圳是很先进的波音－757客机，比图－154安全得多，出事的大多是图式和伊尔式飞机。俄罗斯的产品就和他们的总统一样笨拙。”冬江的爸爸安慰我，他是个飞遍中国每个角落的大校衔职业军人。
“你英勇就义了，家里还可以得六万元赔偿嘛，我是你的紧急事故联系人，我只要十分之一的回扣就行了。”冬江打趣我，“死了你一个，幸福一家人嘛。”
次日吃过午饭，休息片刻，我到外边给卫超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人民南路锦江宾馆对面，换乘西南航空公司的大巴士。由于冬江无法进候机厅，我们就在此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再次拥抱。
“这下就看你的了，哥们！”他说。
“不排除流落街头、饥寒交迫的可能性，不排除再次让人看笑话的可能性。”我笑。
“你先去，我随后就来。”他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只要我一立足，你就可以来。”我保证。
当汽车鸣喇叭催乘客上车时，我们都眼泪汪汪了，我握紧他的手说：
“你回去吧，还是找点事干充实点。”
“我他妈的算什么呀！国家这么困难，我无所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指望你了。”他哽咽了。
“别对我期望过高，如果那边混不下去，我也只好回来。”我又强作笑颜，“你他妈的也别闲了，别把你爸惹急了，哪天一枪把你崩了。”
“你放心，我再闲也不会闲成民愤极大非杀不可的那种人。再说我家三代单传，我爸得留着我传宗接代哩！”汽车开动时，他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他妈的给我顶住！身体是糜烂的本钱！”
约摸半小时抵达双流机场，我凭机票领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后直接通过安全检测门进入候机厅，厅内已是人声鼎沸。又大致过了半小时，广播中通知到深圳的登机，于是一群人乱哄哄地走出候机楼来到停机场，我们换乘公共汽车直抵飞机旁，这是停机坪上机群中机身最庞大的波音－757客机。第一次乘飞机真有点兴奋。
空中小姐年轻迷人身姿窈窕，她们站在舱门旁笑容可掬地迎候我们登机。我一进机舱，顿觉一阵凉意直浸心脾，舒服极了。我的座位如我所愿靠近窗口。不料我的邻座胳膊上戴着孝套，从闲谈中得知他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是专回成都为老母奔丧完毕返回单位的。联想到昨晚的电视新闻，我的心中总有点发怵。时间过了四点二十分，仍未起飞，播音员说有一位旅客尚未登机，要稍等片刻。半小时后又说，接到空中管制的命令，暂时不能起飞，有人开始抱怨，我索性闭目养神，听音乐。至少又有半小时，邻座推醒我，播音员又说飞机没汽油了，要我们统统回到候机楼等候。乘客终于被激怒了。
“飞机场居然没汽油！没听说过。”
“撒谎都撒不来！”
“No oil ？That's incredible！（没油？不可思议！）”
“有莫搞错！”
但骂归骂，我们不得不又下飞机，乘公共汽车回到候机楼，然后上楼。在候机厅不少人责问机场工作人员延飞原因。有人说要在国外我们有权要求赔偿，我在一旁起哄咱中国也有这权力。那些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并透露说前几天有一架飞机冲出了跑道，毁坏了一座小楼，这等于承认是出了机械故障，又有人提到了前天的空难，于是人们不再骂了。有个香港女人当场退了票。
我由电视新闻联系到邻座的孝套联系到刚才证实的机械故障，在候机厅里诚惶诚恐。幸好有两台彩电，我便强制自己转移注意力。不久通知我们说有一顿免费晚餐款待顾客。这时，吃再一次在国人面前发挥了威力。果然，一听是白吃，乘客们气焰顿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潮水般涌向大餐厅。人们凭机票领了餐券，在大餐厅领到了盒饭和一瓶易拉罐饮料。我为了看“新闻联播”，草草应付后便到候机厅。看到报道的中国经济大好西方萧条中国稳定世界动荡，我的心中感到真高兴。特别是我最不放心的农业问题也有了转机。一条报道说，农民今年交夏粮不再象以往那样打白条，一年的血汗钱全部兑现。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打白条反而不正常，是开了恩，农民应该感激不尽。一个老实巴交一望无牙的庄稼老汉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一叠钞票，一边感激地说还是党和政府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盛夏的黄昏是美妙绝伦的，停机坪上银灰色的机身在夕阳的余辉中被蒙上一层稀薄的霞光，象镀上了一层闪亮的，近乎熔化的金子。八点左右，在暮色苍茫之中，飞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随着我的心跳起飞了。飞机迅速地大幅度上升，从而让我体会了短暂的失重状态。我从窗口俯视这个庞大的都市被一团烟雾所笼罩，但仍可以看见那些高大建筑物的模糊轮廓和细密的流动的灯火，不久便是成都平原整齐有致的稻田阡陌，交错有序的农舍道路依稀呈现出来。蓦然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副立体风景，在飞机的西方，是一片金黄闪耀的天空，向四周由强而弱地射出万道如剑之出鞘般的霞光，东方一片苍茫朦胧，而机身下面的云海却被黑暗所吞噬。这时我已经忘了一切不祥的念头。
不久空姐开始分批给我们分发各种稀奇古怪的精致食品，饮料和纪念品－－一个时髦的横拴腰间类似皮带的黑色皮包。餐后我要了几本画报翻阅。我们渐次飞越贵阳、桂林上空。在迷迷糊糊之中被播音员和空姐叫醒，飞机即将到达深圳。我一看手表已近十点十分了，我推开机窗盖子向下俯视，不久，前方出现了巨大的一片灯火，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旅客开始兴奋起来。深圳简直成了不夜城，空气透明度极好，在无边无际的灯火海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四通八达的公路上爬行着密密麻麻荧火虫般的各式汽车。约十分钟后，飞机稳稳地停在深圳宝安机场。
十七
我一跨出机舱门，就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浪向我袭来，我差点昏厥过去。通过一条连接着舱门的圆柱型的富丽堂皇的空中通道，进入一个凉气袭人的宽敞的大厅，等了一会，传动带送出了行李包。当我推着行李包向外走时，却没有发现卫超，我又四处找了一转，还是没有，我开始惶恐起来，立即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操乡音的人，我这才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卫超在下午5点就到机场去了，结果机场说本次航班无限时延迟，他一直等到9点才回去，现在又到汽车亭去等我去了。他让我自己乘中巴到上海宾馆汽车站下车就可以见到阿超了，如果没见到就再往前走200米到华强南路招待所的第二层，招牌是“豪绅川粤大酒店。”
我走出大厅，一排中巴正在路边招徕顾客，那些广东仔正在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嚷道：“深圳！深圳！到深圳！”我刚一踏上那辆已经点火启动的中巴，就飞快地向前驰去。沿途是高大的广告牌和连绵不断的厂房、车间，正灯火通明，发出阵阵轰鸣声。半小时左右，中巴停在南头边防检查站亭外，我取出边境证和身份证随人流鱼贯而入，那个武警把我和边境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狠狠地盯了几眼，仔细地对照一番，然后放我入关。入关后，又换乘中巴，直奔深圳市区。一路上灯火愈加辉煌，座座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不断掠过。在上海宾馆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发现了卫超，几乎同时他也发现我了，我们一齐叫了对方的名字。卫超身材高大俊逸，一表人才。
“不好意思，没有接到你。机场没有通知飞机延时到何时，我明天还必须上班。”他一边接过我的行李包一边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让你白白等了近五个小时。第一次乘飞机就这样。”我抱歉地说。“我们还用得着说那些。阿非，我倒发现你变了。”卫超说。
“是不是陈奂生上城了，太老土了？”我问，“他妈你才到深圳两年就瞧不起老乡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发现你变老成了，以前总是先听到你的笑声后见到你的人。”他说。
“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T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