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经意说了几次中央二字，被白祟禧听到了，白怒发冲冠，严斥责他：〃你别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下次你再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我一定枪毙你。〃总之，以祖国统一强大为己任的蒋公，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定是，使中国尽早统一强大的种种策略，对张学良这类顽固坚持军阀割据者们来说，恰恰是使他不能再搞军阀割据的措施，即张学良所说的〃恶布置〃、〃恶缘〃，张怎能不更生气呢？又怎能感动他呢？尽管面对外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有意掩饰此，但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不正视此，就无法解释民国史中一系问题。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国家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返璞归真，原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神乎其神的这个口号，那个口号，并不是〃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而仅仅只是张学良的求存之道。
笔者认为蒋公的日记不可能感动张，并使他侮悟，不是因为张学良後来〃反口了〃。（说实话，笔者对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感兴趣，并在另一文中详细考证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可信。）而是根据逻辑规律，像张学良那样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张学良进入西北後，又要以外蒙古为师，〃与苏蒙订立同盟〃，把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附佣於苏联，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抱如此态度的人，绝对不可能爱国，因而张学良根本就不可能仅仅读了抗日爱国的文章（不管是蒋公的日记，还是其他文章）而感动得悔悟的。且铁的事实，早已证明此一根据严格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结论正确，九一八前後，全国报纸多少爱国抗日文章，何曾感动过张学良？因而〃读日记悔悟〃说，绝对不能成立。
诚然，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突然大谈抗日爱国，〃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居然也有脸皮侈谈抗日爱国，如此怪现象，更值得人们致细考查张学良的真实行动。若我们将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午台前种种狂热的抗日爱国表演，与他在幕後种种急不可待的反中央的实际行动认真作一对比，可清楚的发现：当张学良口上抗日爱国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正是张学良心中〃鸿鹄之志〃激荡，密谋〃肃清蒋系势力〃，建立一个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豪情亢进的时候，将张学良对外宣传中的抗日爱国，以反蒋反中央代之，即他们的真实计划，将他们真实计划中的反蒋反中央（〃肃清蒋系势力〃）以抗日爱国代之，即他们的对外宣言。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突然狂热爱国，急不可待的要派白风翔潜回东北抗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张学良从未派过他的亲信抗日，为什么此时会突然如此的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呢？究竟真相如何呢？让我们借助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与望远镜，来窥视张学良的灵魂深处，将张学良急不可待的派白风翔抗日这一对外说词中的抗日二字，以反蒋二字代之，原来张学良内心，此时正急不可待的要白风翔去反蒋。果然，第二天白风翔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劫蒋，并惨杀蒋的侄孙蒋孝先，再一次证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只是披上狂热的抗日爱国外衣，来摭掩他狂热的反蒋反中央的〃军事阴谋〃。也再一次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种种台前言论，一定要用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翻译後，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意。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抗日激进分子〃、〃狂爱的爱国者〃孙铭九、应德田、白风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从未抗日；在後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投日叛国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爱国，这是铁的事实；也是根据严格、严密、严谨的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科学结论。张学良以及其核心成员的真实行动，绝对不可能违背逻辑规律。任何违背逻辑规律的解释均不能自园其说。西安事变前夕，他们只是用狂热的抗日爱国画皮，来掩盖他们狂热的要〃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鸿鹄之志〃）的舞台化装术。
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用〃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来西安後，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张的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甚至准备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注20＇，以便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注16＇的目的。但要能达到此目的，必须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们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莫斯利的嘉奖电，这不能不使张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象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
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十月革命〃，调整至〃西北大联合〃，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踏实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联报纸那样严厉的谴责他，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会像苏联那样抛弃他。事实证明，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共此时实际上已抛弃他们，单独与中央政府在南京秘密谈判了。＇注52＇）《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3）释蒋的条件？ 与承诺？
四、释蒋的条件？与承诺？
劫蒋者们究竟要求满足他们哪些条件，他们才释蒋呢？这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劫蒋者们事後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即使他们的正式文件、档案资料，也矛盾百出。先让我们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下他们正式的文件与挡案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美龄说：〃委员长自被禁後，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注56＇可见在此之前，蒋本人没有与张等就释蒋的条件，有过任何商讨。因而商讨释蒋条件最早也在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之後。在此之前，二十一日晚八时，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共驻西安的周恩来密电，提出中共所希望的条件。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注57＇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最高要价，我们知道，任何谈判，参於谈判的各方，均设方想法使对方降低要价，以能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价格。即所谓〃经过讨价还价，各方均降低自己的要价，最後商讨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是让我们看看中的记载＇注58＇：
，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子），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蒋鼎文、……赶走。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後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以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後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後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辨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南京後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後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若将《周思来文选》这一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与中共的另一正式官方文件，即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密电做一比较，可发现中，有关谈判的记录漏洞百出，不合情理。正如上文所说，任何谈判，参予谈判各方，均想方设法使对方降低要价，特别是处於劣势的一方，劫蒋一方既受到斯太林严厉谴责，又受到全中国人民一致声讨，在军事更处於劣势，而要求释蒋一方，挟全国拥蒋之气势，以及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军事上更具绝对优势，在如此不对称的谈判中，处於劣势的劫蒋一方，不可能接接升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能远远超出他们的最高要价。
《周恩来文选》中的要价，不仅比中共的最高要价，即毛泽东的四条，在数量上多出一倍半；特别是条文的内容，苛刻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劫蒋一方，一方面散布何应钦阴谋炸死蒋，又说蒋公要〃先将何应钦赶走。〃＇注58＇，如此挑拨中央军领导核心团结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也成了释蒋条件？
尤令人费解的是，周恩来文中〃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中的我字，众所周知，自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既然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已漂白，宣称自已是与西安事变无关的第三者，在中，又出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周恩来此时竟忘了，他是与劫蒋无关的第三者，硬跻身於劫蒋者之列，与要求释蒋一方谈判，索取条件。
此外，他们自称：〃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争主张〃＇注1＇的话音未落，就既要钱（商定多少给多少＇注58＇），又要地盘（中央军撤离潼关以东，西北交张主持。＇注58＇）劫蒋一方的其它文字记录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於这些文字记录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显然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必须另劈途径，来探究释蒋的条件？好在释蒋是西安事变中头等大事。且由於参於劫蒋的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释蒋问题上分岐最大，争论得最激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也绐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顺此深刻的痕迹找寻释蒋的条件。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在他们时间充裕，还来得及化装的时候，总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抗日。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特别是像毛泽东这类政治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准备与入侵者拼杀。
相反，毛因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祈求：〃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占领得越多越好〃。如此心态下的毛泽东，所设计的抗日只能是：千方百方的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实观他〃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的战略目标。以能让日军缚住中央军，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不惜把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更进步推进战火中，为他火中取栗。（日军也只有陆军的北进派，进攻苏联，夺取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西北利亚资源；以及海军的南进派，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并没有想背上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粮食重担，而吞并中国的计划。）他们有意把水搅混，使常识性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再没有时间抹上抗日的浓装，由高崇民、杜斌丞、王炳南、应德田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提出的释蒋条件是：
，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先释放〃七君子〃，取信於民；，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注63＇
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到底比大不上高崇民等文人，甚至连先释放〃七君子〃这块薄得不能再薄的摭羞布也不要了，他们的条件更干脆：
〃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注64＇
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也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只是直到二十三晚，中共仍拒绝张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那么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只是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只是〃应付外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如何？假如苏联希望与中国一道对付日本，就会支持中国在蒋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形成力量，以能抗衡日本，当然不会援助他们要求中央军撒出潼关这样的分裂国家之举，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