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尽管，不能解释一系列自然现象，但是人类历史上，曾确确实实有过年代。在那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确信地球是平（方）的，不是圆的。
同样，尽管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爱国抗日〃，与史实不符，且解答不了西安事变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但是目前海峡二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爱国抗日〃。＇*注＇
笔者独排众议，正如当年科学家彻底否定，提出全新的那样；彻底否定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爱国抗日〃说，提出了能合情合理的解释西安事变研究中，一系列无法解释问题的全新看法。
事实早已证实，国难家仇不能使是张学良矢志抗日，这是因为对张学良最具震撼力的国难家仇，并不是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夕，而是发生在张学良仍在东北时，那时张学良目睹日寇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甚至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军就惨杀他的父亲，如此奇耻大辱，尚且未能触动少年盛气的张，使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奋起抗日。张的不抵抗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在中日力量相差悬殊，以当时的中国军队，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一流军队——－日军作战，必败无疑。对张学良这类军阀来说，如此睹搏，除了拼光他的全部家档外，他本人甚么好处也捞不到，正如他本人所说，是毫无意义的〃瓦碎〃。因而，既是像杀父之深仇，被赶出家园之巨恨，以及随后的不抵抗之奇耻。这样人间少有的〃强烈风爆〃袭击下，也丝毫未能动摇他不抵抗的决心，仍然不战於锦州、不战於一二八、不战於热河，〃疾风知劲草〃，张学良是最坚定的不〃瓦碎〃（不抵抗）主义者。到一九三六年，张好不容易找到西北这块远离日本人，可从此不再受日寇之气的好地方。并在平凉大兴土木，作久留计，正可重温昔日据地称雄美梦的时候，八年前的的淡淡记忆，怎能触动已步入中年的张学良呢？张真的有一腔热血的话，早就洒在东北，何须等到一九三六年。
西安事变乞今仍是一个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但笔者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方法论的失误。发生在资讯已相当发达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且广为报导的西安事变，并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人们用了不严谨的的推理方式，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就以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是爱国抗日，所用的推理方法为例，人们竟认为张学良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与军队统帅的目的与动机，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能激发张学良的国难家仇。
诚然，国难家仇是拼死反抗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世间，既有〃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者；也有血海深仇，仍不思图报，而苟安偷生者。因而，深仇大恨，既不是产生抗暴行为的充分原因；也不是必要的原因。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爱国献身者，并不决定於深仇大恨。而主要决定於，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如遗传因子、家庭影响、生长环境、教育等。为了让人们看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将与张学良同年代的东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赵洪文国，与张学良做一比较：赵洪文国虽与日寇没有杀父之深仇，但真的有一腔爱国热血，就在张学良将他家在东北的数千万元资产，以及大量黄金和许多古董，悉数送给日军作军饷，连沈阳兵工厂也悉数给日寇的几乎同时，赵洪文国不仅变卖家产充作抗日经费，还带领全家抗日，为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赵洪文国家族三十多个成员为国壮烈牺牲；相比张学良，尽管他自称与日寇有着〃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但张家巨大的家族成员中，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的十四年抗战中，不但无一人敢於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真刀真枪的拼杀，更不要洒血抗日疆场。相反，张家大公子张学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张家二公子张学铭，更在〃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全民抗战中，投日叛国，出任日伪要职，这一无情的事实，清楚的证明：国难家仇，与爱国抗日，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少人无视此一基本事实，把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结果，当成必然的逻辑规律，仅仅凭〃国难家仇〃，就得出张学良连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也是爱国抗日，这样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更完全背离事实的结论。用如此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所推导出的结论，自然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致使西安事变成了疑团重重的历史之谜。
在西安事变研究中，此类不严谨的推理方式，比比皆是，又如把张学良在九一八时耻国丧地的责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失误的另一例证。尽管有人散布种种流言，有意杷水搅混，以能蒙混过关，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绕过这些人为的障碍，根本就不需要根据张学良的自辩，来写中国现代历史，或〃改写中国现代史〃。就以〃不抵抗〃为例，众所周知：〃抵抗〃与〃不抵抗〃不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如越王勾践，在不适於抵抗的情况下，果断的决定不抵抗，越王勾践不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级勇士，他的〃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相反，〃发愤图强〃与〃苟安偷生〃倒是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人世间，还没有在国家民族处於万分危急的时刻，把国家民族的灾难置於脑後，仍毫不振作，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痛失战机，能成为英雄的。因而，只需认真地考查张学良在九一八前後，是〃发愤图强〃呢？还是〃苟安偷生〃呢？就可给张在九一八的功过，做出结论，根本就不需浪费时间，追逐所谓不准抵抗的密电。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惨杀了张学良的父亲。杀父之深仇，竟未能触动张学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使张振作，张在他在父丧期间，仍毫无心肝的纵声色，〃吃喝嫖赌，无一不来〃，且妒忌贤能，惨杀杨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无像杨宇霆那样，曾多次化解危机的良材，应付危急。张学良本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沈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後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可张学良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饲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这些既不是伪造的〃不抵抗令〃所能推诿的；也不是〃估计错误〃之类的托词所能掩饰的。
再如不少人仅仅根据张学良〃与蒋敷衍，免其猜忌〃的言论，就得出：张学良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的结论。其实从：〃张及其代言者，以九一八後节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於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可看出，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公，早就知道张学良把〃比挖祖坟还厉害〃，〃最使他难堪〃的不抵抗失东北，耻国丧地的恶罪，嫁祸於蒋公和中央。就在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住见汪兆铭於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付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骨肉者何能至此〃的几乎同时，张学良已在密谋反蒋，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早在张学良旅欧期间，获悉福建事变爆发後，〃张学良决定东归〃，并派〃陈博生赴闽表示支持〃。〃张学良抵达上海後，为了躲避特务的注意，於深夜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与胡汉民派来的刘震寰（显丞）密商反蒋计划。〃由於张学良积极主动与西南反中央集团密谋反中央，以及在张在他们密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使西南反中央集团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的西南联席会议上，接纳张学良为他们反中央的忠实的盟友，西南政治家们经过他们严格的政治审查，认为张学良对他们忠诚可靠，而接纳为盟友的决定，是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最权威的鉴定。清楚的证明了张学良一直都与中央离心离德，并视蒋公为他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一直都在密谋反蒋，只是表面装出对中央〃赤胆忠心〃，与蒋的关系〃情同骨肉〃。
同样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张学良及其核心成员，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且劣迹斑斑，不是怯儒如鼠，吓得称病躲入医院；就是投日叛国，可耻的民族败类，如〃抗日的激进分子〃之首孙铭九，就投日叛国，官至日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劫蒋急先锋白风翔也投日叛国，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为日军侵略中国开路，……。如此群类能爱国抗日吗？可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此类人劫持国家元首的目的与动机是爱国抗日，既不合逻辑，又为他们的真实计划、来往密电、密谋内容、真实行动所否定。如此结论，怎能向社会、历史、後代交待？西安事变研究工作远没有完成，仍是我们广大历史工作者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尽管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包公、福尔摩斯这些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师，能根据案犯留下的蜘丝马迹，凭他们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侦破种种奇案。此外，要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先对张学良的人生哲学、道德观念、意志、气质，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规律，做一翻透彻的研究，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可以站在理论高度，像胡适先生当年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增强逻辑推理能力；像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所说的那样，站在理论巨人的肩上，开拓新视眼。总之，要侦破西安事变此一历史奇案，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需在方法论上，下一翻功夫。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诱因，是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但若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查，就会发现，连杀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口号，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多少抗日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疾风知劲草〃，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况且张学良真的要抗日，随时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变前一天，口上所说的那样，潜回东北打游击，何须发动西安事变。更何况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私下劝告中共：〃（你们如此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藉口。〃清楚的表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西北地区广大军民，清楚的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更不可能诱使张学良突然〃爱国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那么竟究甚么原因，诱使张发动西安事变呢？笔者对公认的，〃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所能影响人的〃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场所，进行了认真的考查，惊人的发现，这位公认的〃西北大联合〃设计师，他当年设计〃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并不是来自爱国抗日，而是来自盛世才的雄图伟业。本来就〃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更何况〃杜重远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即於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叛离中央，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再加上认真的分析、对比盛世才与张学良联苏所用的手段，发现他们如出一辙；特别是认真考查他们如此不择手段，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和动机，惊人的发现他们也完全相同，即用来对付中央而不是抗日。彻底否定了抗日能诱使张学良犯难的说法。因而，西安事变的诱因，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触动张学良的（已喊多时的）抗日口号和（已唱多时的）救亡歌曲，以及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而是盛的崛起，牵动张的心弦，使张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张为了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以能像盛那样，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再加上毛泽东这位对张学良的心理，有透彻研究的革命大师，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触觉，为张学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统战方案〃，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你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笔者认真的探究此〃病〃的来历，以及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的方法，即只有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病医愈他的心病——－根除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大量事实证实此一根据他们绝密信中所透露的内幕，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