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摸鱼的诡辩又是什么？对于这类诡辩，我们惟有在明确了各种概念的确定的内涵之后，才不至于落入这种“文字陷阱”中。例如，在大宗物品的交易中，交付定金前，应当谈好预售合同的主要内容，并取得预售方的书面承诺，否则将来因合同规定发生冲突时不能实现交易行为时，给预售方留下没收定金的口实。如果上述条件不能达成一致，可与预售方协商将《认购书》的定金改为订金，在将来不能实现交易行为时，订金是可以退还的。
● 瞒天过海偷换概念的诡辩
“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中的一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法。用在诡辩手法上，它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伎俩。
据《吕氏春秋？离谓》载：
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去殉死。这个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你这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振振有辞地回答说：“你以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
这就是偷换概念的诡辩。
所谓“偷换概念”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故意用一概念，代替另一不同的概念，从而制造概念混乱。它是违反同一律要求的一种逻辑错误。这种逻辑错误之所以是诡辩，就在于它是“故意”的。
如在上述故事中，“见人”的词语虽然在字面上相同，但其所表达的实质含义却不同。旁人说的“见人”指的是伦理意义的“见人”（无颜见人），而这个人所说的“见人”是生理意义的“见人”（看见人）。诡辩者正是利用了这种字面上的相同，“装疯卖傻”地故意将一个概念偷换为另一个概念，从而为自己不光彩的行为辩护。
从谈说论辩的伦理原则上讲，“把显然愚蠢的思想硬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方法”＇20＇。对于这种故意偷换概念，弯曲对方的思想的“言意相离”诡辩，古人也早有评价：言辞是表达思想的，说的话与意思相违背，则是凶险的。＇21＇
如我们曾经讲过的现实生活中的事例：
甲：“你们通宵达旦、吵吵嚷嚷地打麻将，影响别人休息。”
乙：“影响别人，又不影响你。”
在这个诡辩中，“影响别人”这一概念包括了甲本人在内，而乙所说的“影响别人”这一概念把甲排除在外。因此，乙在这里偷换了概念，违反了同一律的逻辑要求。
在“8万双鞋”的诡辩中，诡辩者用“双”的“两个”含义，偷换了“双”的“成对”含义，并用此来蒙骗不懂汉语言文字的外国人。
在“ⅹ日双飞游”的诡辩中，“一天”的概念指从凌晨0时至午夜12时。但诡辩者故意模糊了这个具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并将其偷换为只限定在深夜或凌晨的几个小时内。
我们曾经举过的例子：“2/4等于1/2？”“对！”“2/4分母是4？”“对！”“那么1/2分母是4？”“？”
在这个诡辩中，“2/4等于1/2”所表明的是数量之间的关系，而“2/4分母是4”则是单纯指某个数字。将某种关系偷换成某个数字，也是“瞒天过海”的偷换概念。
对于现实生活中这类偷换概念的诡辩，我们务必要在购买东西或签定合同时，要求对方明确关键概念的确切含义，堵塞其偷换概念的任何可能。
● 随心所欲肆意曲解的诡辩
所谓曲解，就是听话者对说话者所说的话做故意歪曲原意的解释。其中包括有曲解概念和曲解判断。
在故意歪曲原意的曲解中，如果是善意的曲解，则有幽默的意味。如隋代《启颜录》中有一则笑话：
一次，皇帝直称赞《文选》中郭璞的《游仙诗》写得好，石动筒听了说：“如果让我来写，肯定胜过他一倍。”皇帝听了很不高兴，就令他也写一首，看看如何“胜过一倍”。石动筒说：“郭璞的《游仙诗》里有两句写：‘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我做两句：‘青溪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这难道还不胜过他一倍？”
在这里，“胜过一倍”的“一倍”，同“胜过一筹”的“一筹”一样。其实是个不可计算的虚数。但石动筒却将其曲解为可计算的实数。这种对概念的曲解就包含有幽默的意味，难怪皇帝听了他这两句“胜过一倍”的诗句后，要“哈哈大笑”了。
或者含有调侃的意味，如有一则“活学活用”的现代小幽默：
美国一所法律学校进行《刑法》考试。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诈骗罪？”一个学生回答说：“如果你不让我考试及格则犯诈骗罪。”老师奇怪地问：“怎么解释？”这个学生说：“根据《刑法》，凡是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则犯诈骗罪。”
如果是无所顾忌地肆意曲解，则就是典型的诡辩了。如《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有一则肆意曲解概念的寓言故事：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楚王）者，谒者（主管通报传达的官吏）操（手拿着）之以入。中射之士（为宫中办事的官吏）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
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shuì 劝说，辩解）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欺骗）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证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在这则寓言说理故事中，按“中射之士”的聪明，他对“谒者”所说的“可食”之意，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可以食用的东西”。但“中射之士”获罪后所进行的辩解却肆意曲解了这个概念，把“可食”解释为“自己可以食用”，并以此推委自己的罪责：“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其肆意曲解概念的诡辩目的昭然若揭。
《吕氏春秋？淫辞》也记载有一则肆意曲解判断的寓言故事：
庄伯令其父视日，曰“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曰“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
庄伯叫其父亲“看看太阳”的本意是通过太阳现在的位置，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无疑是隐涵了判断一下时间的早晚。但其父亲却故意曲解了庄伯问话的原意，戏谑地说“太阳在天上”。庄伯只好又补充问“看看太阳怎么样了”（位置在哪里）。这仍然隐涵了判断一下时间的早晚。其父亲仍然曲解问话的原意：“太阳正圆着呢”。庄伯只好把原来问话的隐涵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但其父亲再次不改初衷地曲解问话的原意：“正好是现在这个时候。”
同样，庄伯让掌管传达命令的人说“套马车”，其话语无疑也隐涵了让他通知负责驾车的人套马车的意思。而掌管传达的人也是故意曲解原意，将其解释为“让我套马车”，因此才有了“我没有马呀”的诡辩。
庄伯从外面回来后，让掌管打扫的人“取帽子”。意思是让他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但侍从却故意装糊涂地又取了一顶帽子呈上来。
由于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所以当庄伯问养马人“马齿多少”时，隐涵有“马的年龄是多少”的意思。但养马人却故意歪曲地将其解释为“问马有多少颗牙齿”，因此才有了“十二颗门牙，加上槽牙共三十颗”的荒唐回答。
他们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了语言的歧义性、灵活性来曲解庄伯的问话，说好听点是耍贫嘴取乐，说难听点，就是肆意曲解地在诡辩。
这类曲解，涉及到对一句话语是否有隐涵，以及如果有则应该如何理解隐涵的问题。
所谓隐涵是指，当人们说出某句话时，这一话语所传达的含义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话语的言说内容，一部分是话语内含的、需要意会的内容。这种需要意会的话语内容就是隐涵。简单点说，就是“话里有话”。
隐涵是人们在沟通交际中实际存在的语言现象。在具有隐涵现象的话语中，有的是“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运》）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涵；有的则是用心揣摩后，可以用语言具体表达出来的隐涵。但并非所有的沟通话语都包含有隐涵，否则人们的沟通交际就统统变成“话里有话”的打哑谜了。
按此语言现象分析，“可食”这一概念，只简简单单地表达了“可以食用”的意思，并没有隐涵什么“谁可以食用”的意思。但“中射之士”却偏偏“意会”出“我可以食用”的意思。这当然是一种肆意曲解。
而在庄伯的沟通交际中，他所说的话语中，除了“视其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的意思外，其他的话语就都包含有隐涵了。可这时的听话者却又偏偏装聋作哑，“听不出”庄伯所说话语的隐涵来。因此，他们的肆意曲解，不是在耍贫嘴，就是在诡辩。
对于听话者来讲，曲解的理解程度可以说是很高的。但对于说话者来讲，其沟通交际效果的等级却趋近于零。因此，曲解是人际沟通中的一个大忌。如果是肆意曲解，其影响就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无法进行，还牵系到说话者对听话者的看法了。如我们曾所举过的曲解例：
“工作的时候不准吸烟”。
“所以我吸烟的时候不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那位领导能对这个青年工人有好感吗？
因此，对于这种肆意曲解的诡辩，《吕氏春秋？离谓》两千多年前即言之肯綮地评析道：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糊涂的。所以古人懂的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的讲话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的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什么区别了。《吕氏春秋？淫辞》篇也一语中的地指出：言辞是表达思想的，言行互相背离（相诡），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瞒天过海”一节中所举的那个“见人”的诡辩，就既是“瞒天过海”地故意混淆概念，同时又是故意歪曲原意地“肆意曲解”了。其一副厚脸皮，对其一生的“如何做人、见人”来讲，无疑也是“不祥莫大焉”。
● 清浊不分模糊语境的诡辩
汉代王充所著《论衡？书虚》曾说：
传书言：“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候。”此言桓公之淫乱无礼甚也……云负妇人于背，虚矣！桓公朝诸候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
本来，“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候”是说“齐桓公上朝时背朝着妇人”，“夔一足”是说“唐虞时，善调音乐的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宋丁公凿井得一人”说“宋丁公挖井（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节省（等于得到）了一个劳动力”。但在传言中却变成了“齐桓公背着妇人上朝”、“善调音乐的夔只有一只脚”、“宋丁公挖井挖出一个人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以讹传讹的语词歧义，是由于古汉语中经常使用具有多义的单字所造成的。而这也涉及到言语行为过程中的语境问题。
如前所述，人们在沟通交际、谈说论辩的过程中，表达思想感情，传达自己的主张，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这种语言环境包括说话者、听话者、说话的时间、说话的地点，以及沟通、交际、谈说论辩双方共同具有的知识等因素。我们将这种语言环境称之为“语境”。而所谓的“语词歧义”是指，一个多义词在使用时不能表明它所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因而使人对其含义可以做多种意义的解释的语言现象。比如上述的这些话，“负”即可以解释为“背朝着”，又可以解释为“背着”；“足” 即可以解释为“足够”，又可以解释为“脚”；“人” 即可以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又可以解释为“劳动力”。
但是，一个多义词在确定的语境中究竟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应该是确定的，这是思维规律中同一律对概念所提出的逻辑要求：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它反映什么对象就只能反映什么对象。
虽然一个多义词可以表达不止一个含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语境，仍然可以限定并知晓它所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沟通交际的双方完全可以从确定的语境中理解所使用词汇的含义。如上述的“负妇人”、“夔一足”、“凿井得一人”，完全可以从确定的语境中了解它们的含义。相互替换它们就会造成模糊语境的逻辑错误。
在现实的沟通交际中，语境有时会影响沟通交际的方向。例如：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的状元考试，殿试选定孙日恭为状元，邢宽为榜眼。但张榜公布时，状元却换成了邢宽。什么原因？原来负责给皇帝抄写小金榜的官员把孙日恭的“日恭”写得太靠近了。由于过去书写是竖写，“日恭”两字写得太靠近了，就像个“暴”字。由于永乐皇帝朱棣的皇位是从他的侄儿那里用暴力抢来的，为此还打了几年仗，他的侄儿还被他逼死了。所以他最忌讳、反感这个“暴”字。相反他对“邢宽”这个名字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名字含有“刑政宽和”的意思。于是孙日恭为名字而丢了状元，而邢宽却因名字而成为钦定的状元。
而在清朝末年的一次殿试中，排在首位的叫朱汝珍。但因为慈禧太后害过珍妃，所以她对“珍”字非常敏感；又由于朱汝珍是广东人，而慈禧太后最恨的康有为也是广东人，所以她就把朱汝珍从第一名划掉，而补上了排在后面的刘春霖。因为慈禧太后认为刘春霖的名字很吉祥，“春霖”有“霖雨苍生”之意，而当年正值大旱，急需雨水。于是慈禧太后朱笔一挥，刘春霖就因为名字成了新科状元。
这虽然有些笑话，但利用词语歧义的这一现象，故意模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就是模糊语境的诡辩了。
报载某人年初向另一人借钱1．6万元，年中还了1万元，另一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1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虽然纸条上签有两人的名字，但没有写明是收据，落款也没有写明“收款人某”。当这个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另一个人说应还1万元，并拿出当初的纸条为证：“某今还（haí）欠款1万元整”。
按常理，还钱时所出具的只能是“收到还（huán）款多少”的收据，不可能出具“还（haí）欠款多少”的收据。这是还钱时的特定语境所决定的。但由于上例中的纸条有一个并非多余的“欠”字，就给诡辩者利用“还”的语音歧义来模糊语境造成了口实。
对付这类的诡辩，我们只能还原其特定的语境，并在特定的语境中解释某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另外，某些概念的定义有时还具有特定范围内的约定俗成性，如果撇开这种特定的范围，有时也会被故意模糊语境的诡辩者钻了空子。
报载，某镇政府将其所有的一幢二层楼的公房经过招标拍卖，以3万元的价格卖给某人。五年后，这幢楼房拆迁，这个人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