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
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
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
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乌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当时，年仅10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但他
使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
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就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
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
个是我的叔叔丛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
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
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撮合。据已86岁高龄的老母亲回
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
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
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
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为抗日战争于
1937年爆发之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后来爸爸与
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
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
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
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
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
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秉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
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
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
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
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
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
—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
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
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
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
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
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
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
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
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
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
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
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
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
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
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
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
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
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
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
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
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
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
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
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
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
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
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
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
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
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
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
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
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
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
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
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
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
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
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
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
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
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
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
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
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
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
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
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
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
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
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
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
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
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
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
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
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
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
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
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
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
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
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
邂逅相逢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了我滴在
书页上的一圈圈泪水。事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
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
面。我复信给焦总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
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迪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
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
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声……”
二、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也泼进了我心里，“……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咛为
我输入了向命运抗争的血液。
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
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
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
庭阶级成分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
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
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
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亲生性好
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是当时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
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
母亲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
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
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亲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
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
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
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
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
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
文化，但从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
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
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
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
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
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
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
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
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
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
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
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