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
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
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
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
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
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
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
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
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
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
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
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的太晚了，
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
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他说，
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
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我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采煤队”。由于我在劳改
煤矿生活过4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
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
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
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
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
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
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
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
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
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收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
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
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
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
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
的惊雷之作。《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
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
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
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
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
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
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
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
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
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
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
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
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
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
溺于悲情之中，便骂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
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
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
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
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
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
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终于来人
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元月6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给我饯行，晚
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
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
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于1983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
澜、友梅、绍棠、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历经了22年告别京城文坛的生活之后，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
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
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
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从头到尾反刍一
次。这么多年的生活，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悲怆的乐章。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是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们看。我想我并非偏爱
悲剧，而是20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漫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
世。这是中国自古至今，传流下来的两句极富有哲理内涵的名言。
感谢生活。假如没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生活将会是一生平平。那不仅少了人生
的曲线，更无法体察中国土地所独有的色泽。当然，我为此而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那就
是我从24岁到44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不交出这笔学费，我就是个后半生
开顺风船的角色，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那些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作家们，在解放后这几十年
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我想，他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一定为他们虚掷了时间和才情而遗憾。有鉴于此，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20年的
人生课，无怨无悔！
1998年4月底于北京
金陵寻梦
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写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小说主要描写蒋家王
朝的兴衰过程，最后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而收笔。1979年我重返文坛
之后，心中始终难忘发生在金陵的另一个灰色的梦：它与蒋家王朝的覆灭无关，完全是在新
中国历史中发生的。
“文革”时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从劳改队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
剧作家杜高挎着菜篮儿上街去买菜，在街头看见了一张处决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
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被处决的4个人都是与其在同一条劳改队大炕上睡过觉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姓名是：孙本桥、姚祖彝、王同竹、陆鲁山。
时至1979年，杜高平反后回到北京。在他任戏剧出版社社长期间，一度与我主持的作
家出版社为邻；加上我们又是同炕的难友关系，自然经常谈起昔日的一些往事。当他与我谈
起那个冬日上午的事情时，仍然不无惊异之色。他亲眼目睹处决这几个昔日同窗的囚车从他
面前隆隆驶过；其情其景，给我和他心里都留下一个十分凄惶的梦。当然，这个梦的破译，
不仅仅是我俩的心愿——而是被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所关注。
据友人们回忆，孙本桥原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人极为聪明。曾与他一起在清河制呢
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我：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
钱购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实习之余苦读。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数学研究所
所长的杨路，得知孙的消息后说：孙是数学奇才，过去在一块经受劳改时，许多演算难题他
不需要笔纸，只需心中默算就能无误地答出结论。
王同竹过去是马列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记得在劳改队中，曾经在国庆文艺演出会上，动
情地朗诵过祖国母亲的长诗。陆鲁山过去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是他们4人中身体最好的
一个，在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和他曾在劳改队中同为一个篮球队的成员。在我的记
忆中，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与我都是独生子，并且都是早年丧父——是孤寡母亲把
我们拉扯成人的。
至于姚祖彝，进劳改队之前，在外贸部工作，英语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学生。他的父
亲是个海外华商，因而从小到大，一直在教会学校里学习。
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这些了。当然，我们从1963年分手（因劳改队的重新划
分），就再也没见面；但何以在7年之后，都成了必须杀头的死囚了呢？！我们曾经有过这
样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是有用之才。
时光已然流逝了27个年头了，他们的灵与肉，早已经成为宇宙之间的烟尘。但这却给
我们走过风霜驿路的生者，心灵上留下一个难以破译的梦！值此《金陵晚报》向笔者约稿之
际，便有了向金陵寻梦之机缘。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毕竟有7年光景的劳燕分飞，在此7年之中，知识分
子发生质的变化——变成了流氓、杀人、抢劫犯，虽然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混乱动荡
的年代，人的变化如同数学中的无极变数，也不排除一万中蕴藏的万一。但是万一比一万来
说，毕竟是个微乎其微的小数——何以能得到一个精确无误的求证。
既然寻觅的是求索之梦，望当年知情之士，能给我和我的一些昔日友人一个析梦的回
答。我和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将对您深深地表示敬意！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的熏陶，初始的文学梦如雪
一般悄无声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于是，工程师的儿子数学考零分图级，寡母长叹“你
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盖儿……”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
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
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
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
“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
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
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事隔50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积起三尺高
一个老头儿
弓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
用扫帚怎么能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
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爷爷是个满清末年的中榜
秀才，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
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毛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
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
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