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
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
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
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
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
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
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
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
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
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僵了。”姜说，“这姑娘相貌
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
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
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
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
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
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
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
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
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
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
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
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
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
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
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
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
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
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
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
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
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
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
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
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
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
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
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
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
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
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
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
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
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
—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
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
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
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
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
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
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
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
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
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第4节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
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
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
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
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
他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
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
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
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
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
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风顺。在1956年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
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
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
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
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
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
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
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
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
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
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
“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
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
—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己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师针锋相
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
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
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
者，心灵颤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
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
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
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
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
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
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
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
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
—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
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
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
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
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
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
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
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
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
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
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
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
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
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
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
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
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
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
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
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
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
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
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
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
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
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
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
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我问朱
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
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
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
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
第5节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
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