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
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
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
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
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
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
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
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
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
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
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
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
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
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
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
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
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
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
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
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
西来了。
第2节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
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
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
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
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
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
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
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
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
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
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
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
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
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
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
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
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
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
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
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
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
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
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
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
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
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
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
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
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
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
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
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
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
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
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
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
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
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
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
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
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
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
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
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
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
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
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
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
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
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
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
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
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
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
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
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
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
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
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
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
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
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
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
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
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