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
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
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
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
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
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
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
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
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
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
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
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
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
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
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第8节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这里所以盗用仙境中的“瑶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个“池”字为水
字旁，三个死者中的两个，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个死者，是知识分子中书呆子的类型，他并非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痴愚杀死
的。他名叫张赞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的儿子，划右之前是新华社的资料员。张资平
在鲁迅先生笔下，其形其像无需笔者多言——但是在他儿子身上，却难以发现父亲的遗传基
因。在老右中间，他是个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类陈端昭的话说，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机器人
的程度（不知这样一个木讷的人，何以在五七年也成了右派）。
张赞祖负责一块水稻实验田，实验田的旁边有一个调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陈端昭走
到池边急于小便，便往化肥池里撤了泡尿。张赞祖立刻急了，认真地朝他喊道：
“哎！你为什么往池子里撒尿？”
陈不解地反问说：“你这个人也真怪，往池子里撒泡尿怎么了？”
张急赤白脸他说：“会影响调配好了的化学成分！”
陈笑了笑：“你这呆子，怎么会成右派？划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夫子，在春未的水田耙地季节，出了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
死亡事件。在农场的所有农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时还是春寒时分，水
田里放满了水，拉着耙地器的马，在泥水中走着，后边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马儿后
边，来来回回地走动着，直到这块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线。
马在前面被泥水溅成泥马。
人在后面被泥水溅成泥人。
而人不同于马的是，马有一层皮毛护身，不怕泥水之冷；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穿着
衣裳下水，因而在没有女号的地方，往往是冒着刺骨的水寒，光着身子下水。像张赞祖这样
的一根筋，是干不了耙地的活儿的——他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拉着耙地归来的马，到水塘里
把马身上的泥洗涤干净。他干这个差事的时候，总是用手牵着马的缰绳，惟恐马儿逃跑，等
马洗完身上的泥浆之后，再把马牵入槽头。有一天，这个书虫又牵着马到水塘边洗澡，哪知
这匹马离开泥浆地以后，洗澡心切——张赞祖刚刚拉着马缰，那马儿就朝水塘狂奔。本来张
赞祖扔开马缰，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这个呆子，受习惯心理支配，还是死死地拉住马
缰不放。结果是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这个呆子是只旱鸭子，不懂水性；当时又适逢水
塘边上无人，那马洗净耙地的泥浆回到岸上，独自奔向槽头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绝对忠实于
自己职守的张赞祖，就再也没能上来。
北砖窑的乱坟岗子里，有了张赞祖的名字。这不是自杀，也可以称之为自杀——自杀于
他刻板的忠诚。虽然这种死亡颇有点“末路英雄”的别样风情（是为了农场的一匹马而死
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坟地上和其他死亡号一样，土丘前只有一块砖头。
第二个自杀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陆浩青。这是与张赞祖在思想上遥相对立的死亡。从他
进了劳改队后，就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笔者在前文中提及过，他在团河的三畲庄已悬梁自
尽过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给他以工作或学习
的机会，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的尖子生，也许会有“回头是岸”的悔悟；但是，当时的政策
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送进了公安局开设在延庆的精神
病医院（吕荧也一度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过——笔者）。这种雪上加霜的冷冻结果，无疑
地更加重了陆浩青的死亡决心。团河的同类开往老巢茶淀时，又把他从精神病医院弄了回
来，当成好人一块儿奔赴茶淀，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
他在回到茶淀之后，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游戏”：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来到老巢
他依然“照方抓药”。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被同类救了下来；第二次，队长专门派
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换了个地方，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
圈，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第三次，他开动一个化学
系大学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钻
进自拴的那个○形套套。同类们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他终于去了他向往
已久的去处。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
倒在地上，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
他不愿意呆下去的地方，飞向了他几次争取、几次失败，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
此事对我震动极大，虽然他自杀于东区，西区的同类们听到消息后，还是足足议论了好
一段日子。多数同类都在感伤之余，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及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刹
海，曾使我们苟且偷安的同类，无以面对勇者；此时有良知的同类，又受到一次灵魂的震
撼。
但是前面两个同类的死，都不具有第三个自戕者的丰富内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
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
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
陌生的同类，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
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
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
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
以他的表现来说，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或者出什么背离改造经伦的事情。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可能的去向：
“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去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的前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
的，给全组的成员们，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
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
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大，队长才下令让他
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死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
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
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他
的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
无返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到溺水时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
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自我解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死亡遗言，大意是让来
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
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
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劳改农
场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前两个自戕的老右，死因
中都留下了时代风云赏赐给他们的精神异常；那么敖乃松之死，则无这方面的精神变态——
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个荒唐年代的
祭品；可是祭品与祭品相比，显然带有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分量。
正是由于此故，有的同类为他的死流下了眼泪，有的为他的死写了悼诗。直到历史新时
期，我们从各个地方平反回来，昔日同窗难友偶然相聚，还常常为之涕零。记得，张志华
（我前文写到的那个逃号）从福建老家来北京看望我时，曾说过敖乃松足可以称之为一代知
识人的风范。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
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
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游戏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当年整
死人的活人，或将许多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化官员，当成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脸
上的污垢，心灵里的霉斑。仅以文化界而论，他们的地位比这个来自南开的大学生要高得
多，但是放在灵魂的天平上称一下重量，他们的人文良心又显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第9节 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
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
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
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
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
夏。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劳改队的监舍里，不知从哪儿滋生出来那么多的臭虫。它们无
孔不入，白天在炎阳下干了一大的活儿，夜里几乎难以成眠，这是我最大的苦恼。被褥上都
是小小的黑点，那是臭虫拉在上面的屎。夜里躺在炕上，炕洞里的臭虫便开始三路进攻，屋
顶上的臭虫如同软性炸弹一般，可以十分准确地降落在你的身上。有一段时间，这种专门以
吸吮人血为生的小东西，成了劳改队的大患，令劳改成员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无意之间打开我装书的纸箱，不同型号的大小臭虫，纷争着向箱外逃去，那
可怕的场景让人心麻。其实，这个问题狱医早就向队长反映过，但是干部家属区，在壕沟铁
丝网之外。可能是他们那儿没有臭虫之故，一直对此充耳不闻。直到后来不长眼的臭虫，蔓
延到了他们的家时，消灭臭虫的战役才打响。全队抽出一天的时间，用喷农药的喷枪，把被
褥以及一切杂什，喷了个如同淋水——曝晒两天之后，淋湿了的东西才晒干了。
臭虫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热，在无树的西荒地，是永远的一种无法挣脱的
灾难。记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于稻田要用水洗碱，我们奉命去加深加宽一条排水沟。早
上大喇叭广播说，那天是39℃的高温，经过了半天的日晒，到了下午真可谓天下火，地冒
焰；不要说挥动铁锹，就是往那儿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况挖沟要下到沟底，那儿一点儿
也不通风，若同站在蒸锅里一般。
我一开始，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身上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没过几分钟，那条裤衩
已经湿淋淋地贴在了我的胯上，裆上的阳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
了宫刑一般。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喊着，“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
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躲开了视线中男人
都有的那件东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劳动记录中，劳改部门里的千奇百怪的事
儿，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体大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喂！臭老九，别摆你的清高了！”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着屁股干活是小事，要是磨损了那个玩艺，可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的大事！”
“脱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们帮忙？”
嘻笑声与拍击牛忙（一种喝人血的飞虫，大如苍蝇）的声响，一块儿传入耳朵。与其说
是受同类们的启示，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要解脱磨裆之苦更为确切——又历经了片刻的犹豫，
我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脱下了裆间那块湿淋淋的布片。我算什么？我在这个混
沌年代不过是个“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与小偷。流氓同吃一个大锅里的饭，同睡在一
条大炕上——人家刑事犯，还属于“内部矛盾”；我虽然摘去了头上的帽子，仍然是“敌我
矛盾”。在劳改队的位置，我比那些光着身子挖沟的“内矛”还要低下，还有什么必要让那
裤缝磨裆？达尔文早有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