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
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
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
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
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
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
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
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
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
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
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
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
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
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
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
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
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
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
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
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
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
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
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第9节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
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
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
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
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
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
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
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
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
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
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
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
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
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
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
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
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
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
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
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
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
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
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
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
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
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
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
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
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
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
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
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了为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的同类要提前
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董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
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
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
析自我的命运之中：我想这并非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维森与我思想
上灵犀相通之结果。几个月前我和他在队部的那一次谈话，与其说是我的罪行自述，还不如
说是他的心灵独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专政一方，无法对我更深层次的表述他对中
国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干部阶层
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董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及我的一些同类表示出人道的
情怀，并尽其所能对我这样一个因讲了过多的实话，而落了个“反动至极”罪名的青年作
家，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一个勇者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深刻内涵，所展示的是无畏
的道义力量。
记得，在散会以后，在老右们分组讨论会议感想之时，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树方叫到了
队部的办公室。他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到农工队以后，要好自为之。语言虽
少，但是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知识分子，都能体察到的——这是
我在三畲庄最为珍贵的、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到监舍，同类们的祝词自然不少。但这些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声音和色
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强君，对我说的富于哲理性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他说：
“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到此结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闷中找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我只
想提醒你两句话，算作者西子的临别赠言。一、果子到了成熟季节，不用人去摘，它也会自
然落地；二、没熟的果子，虽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压秤舵。”我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不外
在警示我，现在还没到果熟时刻，我就被摘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的。当然这是政治隐
语，意思是走与不走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还有一层话外音，就是自己应当有这种自知之
明。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遇到爱才的好干部了，他们完全是一番好意。让我祝贺你提前从‘大劳改’，变
成了‘二劳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经常看见孩儿了！”
第10节 步入“桃花源”
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
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士兵在岗楼上
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
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
年，即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癫蛤螟，而从阎王殿中逃出来的那位老
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
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
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二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
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
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
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
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
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
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
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
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
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
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
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
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
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
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
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
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
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
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
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
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
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
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
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
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
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
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
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
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
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
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
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