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徐继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
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
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
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
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
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
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
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
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学长赵岳坐在了一块儿。我要他为我解疑，他说他饿
怕了，便有了这种精神上的遗留。在茶淀农场时，他见过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有一个浮
肿号去见上帝了，当时他们分场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够运死人用的，便临时打了一口薄木棺
材。正当同号们为他钉棺木的钉子时，分场场长走了过来，他打开棺木的上盖，有意无意地
摸了摸死者的脑袋，发现他还有体温。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听了听，发现死者恢
复了呼吸。场长马上命令把人抬出来，结果这个已然进了阎王殿的囚号，又活了过来。赵岳
与他在大炕上为邻，每天看他摆弄他那被钉棺木的钉子钉破的衣裳，并说要一辈子保存下
来，当作死亡纪念品。赵岳被他的死而后生吓怕了。本来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纪念品每天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便有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
听赵岳一说，我似乎对徐继和与他的行为有了一点儿理性的认知——他们像是得了某一
种疾病似的，看见食物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但是他们也来工地挖湖造山了，其体
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别是徐继和，说他身体缺少热能吧，可是他在严冬
时节，专爱赤臂裸胸地大干——这至少说明他尽管染上饥饿的神经质，心里也还有一个美好
的梦想，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个良好的表现，以达到早日离开这里的目的。
从严冬到开春，我们的汗水洒在了人工湖，其中还包括一批浮肿号的忘我劳动。当我
38年后去寻找它的身影时，它己化为乌有。只有那荒芜的废墟中，还残留着我们当年的劳
动印迹。我不无感伤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阳的土坡中间，我看见
有草芽从废墟的缝隙中钻出来——它挺像当时的我们。
在这段日子里，好像只留下巴鸿（北影导演）一个人在三畲庄，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
这不是他不愿意去人工湖轰轰烈烈一番——他从东北劳改农场来到这几时，一只手的五个指
骨，已然抽缩成了伸不直的鸡爪一般。当然还有伙房的一些同类，因为人总要吃饭，少不了
炊事人员。究竟准干上了这份美差，我已记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
在华侨出版社出版时，该社总编李是同志打来电话，和我来了一个黑色幽默：“过去我给你
掌勺烧菜，今天我给你出版作品——老伙计，我当年是给你做饭吃的伙夫！”经他提示，我
才记起这个瘦高瘦高的同类——他当年充当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后勤。
这个时期，董指导员向我询问过谭天荣和周大觉的表现。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因年代
久远而忘却。我谈及谭时，说到他体质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劳动中，总是找重活干，表现
是很出色的；至于周大觉，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他总是像牛一样埋头劳动。为了言出有
据，我还提出高元松队长每天去工地，可以证明我的汇报绝非虚言。我想：如果高层的头头
们，以他俩为尺子丈量全体老右表现的话，我无愧于同类，更无愧于良心。这是回眸挖湖造
山之尾，不能遗落的一笔。
第8节 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
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前一节，从董和
高与我的谈话中，读者已能管窥到一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说得比较含蓄，而董的谈话
则更为赤裸。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迸铁丝网编织成的大门，门口值班室
的值班员李喜兰，就对我说：“董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他对我说起这件事的
时候，神情多少有点诡秘。
我有点儿奇怪，因为下午董还在菜园巡视，并为了何修俭的一句活，对我们进行过训
政。他是常常在劳动工地找老右谈话的，为什么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让我下工之后，立
刻去他那儿呢？是不是何修俭的事还没算完？！其实下午发生的事情并不大，但是董为了这
件事，动了肝火。我们种菜的菜园，周围是挡风的风障，它是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冻死，用
秫秸夹起来的篱笆墙。因为这种透风的篱笆是不隔音的，何修俭听见有脚步声，便对同类们
说了一句：指导员在扒着篱笆缝儿，偷看我们干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类，不要站在
那儿给铁锹号脉——快点干活。
此话被董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
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
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
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
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
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
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
（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
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
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
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
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
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
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
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
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
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
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
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
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
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
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
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
“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
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
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
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
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
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
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
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
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
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
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
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
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
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
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
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
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
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
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
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
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
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
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
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
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
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
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
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
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
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
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
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
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
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
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
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
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
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
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
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
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
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
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
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
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
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
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