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
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
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
（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
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
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
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
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
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
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
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
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
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
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
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
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
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
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
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
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
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如果劳改农场也能按人类的宗教概念，区分为“天堂”和“地狱”的话，我们这些来自
茶淀农场（对外叫“清河农场”）的老右，来到团河农场则如同从“地狱”走进“天堂”。
团河农场位于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宫”之畔，“团河宫”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猎之后
落脚的行宫。我们所以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因为我们老右中间有一个”地理仙”。当我们
刚刚登上从茶淀开往北京的火车，押送我们上路的劳改队长，就把我们的下一个驿站团河农
场的字号，告诉了我们。
人都离开了茶淀，保密已无任何必要。何况老右们的命运，此时行情看涨，有什么必要
还让我们蒙在鼓里呢？
如同一声惊蛰春雷，惊醒了冻土层里的一条条蚯蚓，车厢里开始活了过来。老右们刚才
好像被茶淀的夜风吹僵了，“团河”这个字眼，使我们有了热力。首先开口出声的就是原北
京师大的地理系学生曹克强，他说：“那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乾隆皇帝到过那儿，那儿
便有了亭、台、楼、榭甚的。地理位置还紧挨着一条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来着？”他一边
叩打着脑门，一边回忆着那条河的名字。此时我们那一节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队长，都
在倾听曹克强君的白花。
当然，我们听曹君的话，比听那位队长的话精神要专注得多——因为那是我们这群“黑
乌鸦”将要栖息生存的鸦巢。中央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为知识分子‘脱帽’问题”大会的
事，虽然没有明确包括我们这些被打入最底层的老右们，但这股风必然会波及我们的命运，
则是大家共认的。不然的话，把我们调往北京市郊来于什么？！基于这种心态，老右们迫不
及待地向这位“地理仙”询问起有关团河的其他问题。
事隔多年，我的同类究竟向曹克强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已无从回忆；但是曹君的风
趣之谈，我却记忆如初。他说：“我记起来了，那条小河名叫凤河。我这个老西子喜欢觅
古，到北京来上学，每到星期日就在皇城各处乱转。团河宫早已经败落荒凉，至于当初乾隆
皇帝在凤河边，是不是演出过风流的凤求凰和凰求凤甚的，我就无以奉告了。”由于曹克强
的幽默诙谐，使我在火车上就结识了他。他是山西人，脸黑得像山西出的煤，大概因为水土
的关系，牙齿上长满了黄斑，再加上架在鼻梁上那副圈套圈的近视眼镜，也可以称得上老右
中的一怪了。
“地理仙”的话并非虚言，团河农场确实在凤河旁边，这是我们抵达农场之后才知道的
事情。它分南北两区，南区是在押犯人，主要劳动项目是种水稻：北区则是劳改队，完全经
营果园。当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几辆汽车把我们拉迸农场场区时，那无边无际的葡萄
架，一直伸延到我们目光的尽头。此时虽已入冬，但果园的色彩依然斑斓，对我们这些来自
荒芜大盐碱滩的老右来说，确实有喜出望外之感。特别是在沿途没有看见一个岗楼，没有看
见一个士兵；田野中的尚没褪尽的绿色、黄色、紫色……使我们产生了走进油画之中的美
感。
这一切似都在启迪我们：我们冰冻的生命或许真的临近了解冻的春天。
三畲庄纪事
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三畲庄。起始，我们都认为是“三余庄”。殊不知一个字之差，差
之千里。“余”者下脚料之含义也，一上些被社会抛进垃圾箱的渣子，正好与“三余”吻
合。一曰：人民花名册中之余；二曰：革命知识分子之余；三曰：团河农场之余。前“两
余”比较容易解释，后“一余”则是我们来团河农场之后的感受——因为我们地处农场的最
北端，与劳改队距离较远，有编外“独立大队”之感。
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畲字非余之后，昔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留过学、在老右中年龄较大
的刘祖慰，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畲”者在汉语中，是指耕种了两年以上的土地。这是命运
的契合，因为我们是从荒芜的地方，到好地方来了。
他的话说出了同类们的心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劳改环境表示出相反的意见。三畲
庄身边就是凤河，站在凤河的大堤上，可以俯视河对岸的团河宫——这是刚刚抵达这个新驿
站后，有人偷愉溜出监舍观景，回来报告的消息。我们所住的监舍，是青砖和红砖砌成的一
个刀形的院落，刀把部分为第一小队，其他三个小队则围住在四合院内。周围不见岗楼不
说，连劳改队监号周围必不可缺的壕沟和铁丝网都不存在。惟一有点刺激神经的是，在我们
的后院干部办公室、负责我们改造工作的董指导员——董维森，以及队长高元松手中，经常
拉着一条狼犬。这两位劳改干部，都有着一点知识分子气质和区别于茶淀劳改干部粗鲁作风
的和蔼，但那条狼犬，仍然引起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之所以如此，从各个劳改驿站，汇集
到这儿来的老右，不仅仅只有我们来自茶淀的群落，还有来自东北白城子等地的零散老右。
尽管来自不同地点，但对“专政”之畏惧，已经渗入血液。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居住地，原
本是农场武警训练警犬的驻地，那条狼大是一条淘汰下来的不咬人的狗，纯属“聋子耳朵—
—摆设”而已。
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我们是淘汰出局的人——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认知，那条狗后
来成了我们的朋友。
以严谨的历史眸光，回视那一段岁月，十分细致的影像虽然已显得模糊，但那个落难的
知识分子群像的主要脉络，却有着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台风”席卷中国的
东、西、南、北、中的时候，是不分花卉和树木的品种的。汇集在三畲庄的“另册公民”，
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居多，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
几乎都有人“入瓮”。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语系学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
毛泽东点了名的北大学生谭天荣；被陈毅比喻为“忘了本的刘介梅”的北航学生周大觉；清
华化学系高才生陆浩青；以及北大数学系，化学系尖子生杨路、郑光第；北京工业学院的孙
本桥、张永贤、哈长林等。外语系学生大都是学俄语的，英语的高级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刘
祖慰之外，还有在新华社工作的翻译人员杜友良和刘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学机电系的韩大
钧，他们在英语翻译方面文笔十分流畅。
我之所以把上述几个理工科学生，说成是高才生，不是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在这方
面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根据在三畲庄的观察：他们在抵达三畲庄之后不久，就背对背地下开
了“盲棋”，如果没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记忆力，是无法进行这种“楚河汉界”之战的。因为
双方每一个棋子的移位，不仅要烂熟于胸，而且对战场全局，也要有精细的运筹和谋算——
而这一切都是在背对棋盘的情况下进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员，多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属各个单位。有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如
来自苏北解放区、后又入朝进行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戴煌（他来得较晚，是个体被送进三
畲庄的）；有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还有来自政法干校的老党
员邓成……在这批“老资格”之外，便是一批专业人才了，电影《智取华山》导演巴鸿；被
打入吴祖光“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青年剧作家杜高；中国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徐公瑾；小时
候曾经当过乞丐——后来成为民俗漫画家的赵华川；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郭东海……可
以这么说，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
来到三畲庄的另一种类型，则多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了。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在
1957年“中箭落马”。据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对时代提出质疑的固然不
乏其人；但许多的同类是浑浑噩噩地折进大墙中来的，今天听起来如听童话。因为初到三畲
庄，劳改队休息两天，在洗衣服的自来水池旁边，与新结织的同类们相互谈起过彼此的“原
罪”。一个姓刘的教师（事隔三十多年，我只记起他叫大刘）告诉我一个笑话：他所在的学
校里的一位老师，因为有颈椎病，在鸣放时期看大字报时，因颈椎疼痛头部不得不上下蠕
动，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论的罪名。
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动员他交代问题。这位老师是个老实已交的人，一时之间不知
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反右负责人说：
“看攻击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表示赞成？”
这位老师说：“我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
“还看你什么发言，你已经用行动表态了。”
这位老师面红耳赤地回忆了老半天，也没能想起自己有什么反动言行。
“你为什么看大字报时，不断点头？”反右负责人说，“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
的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你也是个右派。”
“我的颈椎有病……”这位老师怯懦地解释着。
“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
险。”那位反右负责人说，“反革命从 善于伪装，不然就没有办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宝了。
该怎么对你下结论呢，你是教师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
这位老师只好去医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请求他给出具一张病历证明。都怨这位老师太不
了解世俗之恶，他本来只要病历就行了；而这个不识时务的教书匠，竟然在索求病历时，告
诉了他来索求病历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右派。在当时风声鹤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
位医生出于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侦察的对象之一），竟然泯灭医生的职业天良，拒出证
明。
结果，这位老师的命运十分悲惨。批斗会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护城河自杀了。我
过去虽然也听到过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无任何言论的“点头右派”，我还是第
一次耳闻。初到三畲庄，就从新结织的同类中听到这样令人感伤的往事，我不禁为之心灵颤
栗。其实这也只是这位新相识对我倾吐的旧事的一半，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晒衣服
之后，我和他坐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他才对我倾吐的。他说他读过我写的小说，愿意向我
抖落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对他来说，反右这一关他属于
在劫难逃。”他说，“我可就不同了，我只是对另一位平日比较要好的老师，为那位老实巴
交的倒霉蛋的命运，说了两句伤心的话，又难过地摇了摇头。其实那个时候反右高潮已经过
去了，各个单位正在扫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状态，是想入
党？还是想当教务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说我对处理那个傻瓜同事，表
示感叹并摇头不止……于是我们学校又出了我这么一个‘摇头右派’。”
一个“点头右派”，一个“摇头右派”。这两个右派案例，虽然显得有些荒诞，却有着
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那个因颈椎病而倒了霉的教师，是时代牺牲品的一种类型，但是一个
知识分子，何以会痴呆到那种地步？医生开过的处方，是有存根的。当然不排除那位医生为
了自保，而毁掉它的可能，但据刘君说，那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