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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希望忘记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说结束了的时候，撤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这样做。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推诿，最后再用谎言来结束战争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命令新闻秘书要对政府犯的错误“实话实说”。许多年之后，当美国与伊拉克交战时，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他并不总是这么实话实说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交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毒素扩散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第23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5）
1975年6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共和党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行政当局不同意，坚持说总统的日程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惹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缓和。
切尼显然愤怒了。白宫其他人早就发现切尼是非常保守的。“每当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他总是显得比福特、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成吉思汗的立场更右，”与切尼并不交好的哈特曼写道。不过，此时切尼仍然仅仅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他很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见。这一次，切尼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他发出一份私人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7月8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1。 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2。 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事件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那年秋季，福特突然宣布要进行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广泛的内阁大改组，改组涉及外交政策和白宫的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主要受惠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
福特决定撤销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拉姆斯菲尔德接任。总统要求基辛格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只做国务卿；基辛格的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告诉洛克菲勒副总统，他如果在1976年竞选中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将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他从洛克菲勒那里获取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将不竞争副总统提名。总统用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H。W。布什，取代了威廉·科尔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埃利奥特·理查森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切尼被任命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起初，这次人事改组被媒体和政治圈子里的其他人误认为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取得了胜利。按照这种解释（施莱辛格也接受此说法），国务卿成功地搞掉了公开反对基辛格对苏政策的国防部长。福特的总统竞选主席霍华德·卡拉维在与共和党领袖交谈之后向白宫报告：“最初的反应是基辛格略胜施莱辛格一筹。对于一位了解苏联的实力、主张加强国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失败。”
基辛格本人心里清楚得多。他失去了在政府里身兼二职的统治地位，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此外，基辛格最密切的朋友、他在共和党政治中地位最高的同盟和保护人洛克菲勒变成了一只“跛脚鸭”。国务卿正确地感觉到，拉姆斯菲尔德凭借自己的政治关系、野心和过人的官僚技能，将成为比施莱辛格更难对付的国防部长。诚然，基辛格成功地安插斯考克罗夫特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同盟切尼，得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系列变化着实叫基辛格十分不安，他召集助手和朋友开了几个晚上的会来决定他要不要辞职。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辞职信，最后还是决定留任。
多年来，福特搞的这次有时被称作“万圣节大屠杀”的人事改组，成为拉姆斯菲尔德传奇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共和党人相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一手策划了改组，目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洛克菲勒后来正式发表声明说，拉姆斯菲尔德曾希望成为福特1976年竞选的副总统人选。接近布什的人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解释。他们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安排任命布什出任中情局局长，这样就避免了布什成为竞争副总统提名的对手；根据这种理论，拉姆斯菲尔德心里明白，无论谁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都必须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保证不参与1976年的政治。
第24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6）
现实要比这些阴谋理论平庸得多。按照包括福特在内所有人的说法，内阁改组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总统本人对施莱辛格极为反感。福特觉得，他的国防部长对他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总统初次简单介绍这些调整时，拉姆斯菲尔德对担任国防部长有些犹豫，他提出容他晚上回去考虑考虑。他吃不准他是否愿意离开白宫。
的确，按照切尼后来的说法，总统不得不动用他来说服拉姆斯菲尔德接受国防部的职务。“坦率地讲，我不得不劝（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务——通过打长途电话，”切尼在7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形。星期六我还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到了星期天，我已经在替福特劝说拉姆斯菲尔德接受总统要他做的事情。”
布什的一班人马对拉姆斯菲尔德的疑虑似乎被夸大了。拉姆斯菲尔德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在确定总统的竞选伙伴时必须考虑地理上平衡的习惯做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福特，是不会选择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竞选伙伴的。假如说政府改组的目的是要使与拉姆斯菲尔德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出局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却获得了一份好差事？福特不打算提名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候选人与拉姆斯菲尔德无关；相反，这是福特企图安抚共和党右翼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拉姆斯菲尔德后来从未争取过获得1976年的副总统提名；第二年夏天，福特选择了鲍勃·多尔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不过，在内阁大变动某些方面的背后，可以发现拉姆斯菲尔德的手。一段时间以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在说基辛格权势过大，福特应该在外交政策上听到更广泛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在控制国内政策等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一年多来一直与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在最后一刻表示了不愿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从福特政府一开始他就表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相比，他更愿意担任像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职务。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第25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7）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插进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