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迫使它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有些“火神派”甚而希望平壤能出现崩溃和政权更迭。
布什政府在争取时间，坚持说情况并不紧急。科林·鲍威尔的“这不是危机”的说法成了布什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复表态。当朝鲜重新启动其核反应堆时，官员们说这不是危机；当朝鲜强迫国际监察员离开该国时，也不是危机；当朝鲜重新开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钚时，还不是危机。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朝鲜看来是个不太好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这和伊拉克不同。布什政府似乎在寻找军事解决的可能，但没能找到。“朝鲜肯定是个威胁，但是一种不同的威胁，至少在现阶段，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做不同处理，”拉姆斯菲尔德说。
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朝鲜的核计划继续推进时，拉姆斯菲尔德一番谨慎小心的话，归纳了美国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朝鲜政策的实质；“至少在眼下”，布什政府把这事交给外交官来处理。
2002年秋，鲍威尔指挥美国在联合国开展了一场外交攻势，争取通过一项针对伊拉克的新的强硬决议。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四年来首次重返伊拉克，但他这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没能阻止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寻求能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这是动武的委婉说法，希望保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政府在法国和俄罗斯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他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进行新的更严格的武器核查，然后再就使用武力的问题举行第二轮讨论。
在鲍威尔和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斡旋下达成了妥协。美国放弃了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就可授权诉诸武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法国则同意，如果伊拉克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宣布其实际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承诺过解除武装的那项决议。这些措辞给美国留下了宣称因11年之久的停火被破坏而对伊动武的余地。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比0的票数批准了这项妥协。
当时，联合国的这项决议被广泛描绘为鲍威尔对布什政府内鹰派的胜利。人们说，他既在联合国成功地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赢得了一致支持，同时也在华盛顿为采用多边手段对付伊拉克赢得支持而得了分。人们说，鲍威尔已经再次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主导人物。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哈伦写道：“科林·鲍威尔在也许是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论中已经获胜。”他的结论是，“现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一道争取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已经真正有可能了，这将重写关于高压外交的教科书，以及此前关于谁真正在这届政府里发号施令的历史”。
这是对布什政府，对国务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鲍威尔个人的错误判断。总统、所有的“火神派”，包括鲍威尔，都在继续追求更迭伊拉克政权的目标。诚然，布什政府虽已决定尽量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但从未放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更广泛的目标。政府的官员把解除武装和政权更迭看做不可分割的两个目标，因为他们假定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放弃他们相信他一定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联合国辩论中间的某个时刻，布什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解除武装，不然，为了和平，我们将带领联军解除他的武装。”这些模糊的言辞看起来给伊拉克领导人留下了一些避免战争并继续掌权的余地。然而，在布什政府的内部讨论中，从来没有明确过伊拉克政权究竟做什么才能算是解除了武装从而免遭武装进攻。有些人，包括鲍威尔在内，相信至少在理论上，萨达姆·侯赛因可以通过转变其政权来保住地位继续掌权；他必须服从国际上的要求，全面公开伊拉克发展武器的计划并拆除之。但布什政府的其他人认为，即使萨达姆·侯赛因走出宫殿，交出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也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要萨达姆还在［当政］，他就可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出尔反尔，”在赖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伊拉克政策的扎尔梅·卡利扎德数月之后这样解释。当问到布什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条件是什么时，卡利扎德回答说：“萨达姆·侯赛因必须离开那个国家。”
第44节：走向伊拉克战争（8）
2002年整个秋天，布什政府慢慢地、悄悄地把部队和装备运往伊拉克周围地区，并进行其他军事准备。晚秋时，该地区已有近六万美军部队。法国等不同意对伊动武的国家并没有提出反对。他们认为布什政府派出这些部队只是在进行高压外交，动用部分武力支持新的安理会决议。
快到新年的时候，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鲍威尔和德维尔潘搞的决议案无法消除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伊拉克就其武器计划提交了一份 1 200 页的报告，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老生常谈且漏洞百出。法、俄、中、德等反战国的反应是要求进一步核查。然而在华盛顿，官员们则越来越担心核查可能会永无休止地拖下去。
12月下旬，五角大楼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派遣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12月24日的部署令签署后，又下达了若干部署令。军事力量的集结在接下来的十周内一直继续进行，直到伊拉克周围集结了大约25万美军，外加4。5万英军及 2 000 澳大利亚部队为止。
到1月初，法国官员已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已远超高压外交的需要。美国在公开备战。这样的大规模武力集结看来确实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布什改变方向，不打仗就把部队调回国，他在国人面前就会显得很愚蠢，而美国在海外也会丢面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了一位高级助手到华盛顿私下会晤赖斯。这位助手，莫里斯·古尔道特·蒙塔内，警告说战争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其他中东国家政局不稳，激发抗议的浪潮，使基地组织获得新的人员补充。赖斯逐项反驳了他的论点。她回应说，战争可能带来这些风险，但萨达姆·侯赛因还当权，还处在能威胁其邻邦的位置上，这样的现状同样不能容忍。
1月中旬，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要求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表面上是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在正式会议上，德维尔潘只谈这个议题。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发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他说：“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外交战线已经划出；法国正式表明反对战争，并会否决争取联合国战争授权的任何企图。
法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称为打埋伏。鲍威尔的助手指出，国务卿本以为联合国这次会议是谈反恐，被德维尔潘突然公开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决裂打了个冷不防。接下来几天，鲍威尔关于伊拉克的调门明显变硬，非但不谈武器核查的重要性，他开始坚持说核查无效。他预告了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表明他将支持开战。
新的传言开始猜测鲍威尔已转变为鹰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引起反响。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典型交锋中，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国务卿：“现在你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变成鹰派，说话和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鲍威尔的回答本可以对他的全部经历进行一次小结，但他反驳说：“用一个词的标签来框住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在法国方面，官员们断定鲍威尔利用德维尔潘事件作为采取强硬路线的借口。“科林·鲍威尔知道［开战的］决定已经做出，现在是向世界表明鸽派正在转变成鹰派的黄金机遇，”一位外交官说。
实际上，鲍威尔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鸽派。那些认为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属于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他曾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里根总统效力，他在入侵巴拿马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等。在鲍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至少与其他“火神派”人士一样相信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给人以鸽派形象是由于他非常谨慎，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卷入时间长、伤亡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第45节：走向伊拉克战争（9）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
2月，随着战争的临近，“火神派”在美国构建新外交政策中又铺下一块基石。布什政府接受了在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念。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政治自由化的样板。
在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声称希望伊拉克的解放可以帮助改造中东：“伊拉克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生动的、启发性的自由典范。说这整个地区，或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不会被这最基本的生活渴望所触动，是专横和侮辱人。”布什首次触及这个主题是在前一年专门对巴勒斯坦人提出民主建议的时候。现在，他明确地把这个主张扩展到应用于该地区其他非民主政府，包括几十年来支持美国政策但同时又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布什的讲话是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胜利。自1986年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来，他们日益深信并一直倡导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理念。尽管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支持强权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新保守主义者反驳说，这种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民主政府更稳定。最初，随着菲律宾、韩国开放其政治体制，新保守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的民主上。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在把同样的民主主张输送到中东。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受到著书论述了伊斯兰世界政治体制失败的伯纳德·路易斯的影响。政治上，他们在对“9·11”袭击做出反应，这些袭击反映了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等非民主政府的消极方面。
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专制政权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专制政权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第46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0）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