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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检察官说，“请你谈谈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况，夏英杰也是你的同事嘛。”
“这与本案有关吗？”方子云说，“你的提问我越听越不对味儿，你是查案子还是查别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检察官说，“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例行公事。”
无奈，方子云将自己如何委托夏英杰去探望宋一坤，夏英杰与宋一坤如何认识、发展，从头到尾如实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只有一处做了改动，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话：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这句话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帮子云，我会尽力的。
最后，方子云说：“我认为，促使夏英杰了解宋一坤并且选择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邓文英不去多心的话，如果她不是厅长的女儿，如果她不是留学法国，如果她不是北京梦妮奥时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检察官问：“你仔细想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可能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工艺过程？”
方子云想了一会儿，说：“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个人详细了解工艺过程．三位我聘请的研究人员，第四个人就是刘东阳，他看过所有的资料，包括录像、图片和文件。另外，因为实验室是租用农机修造厂的房子，所以厂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产品的技术鉴定部门，我曾向他们
提供过所有资料。”
“在你与刘东阳的接触中，你发现过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小节？”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我是不会与他合作的。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骗子。”
“那么，你根据什么感觉他可靠？”
“我查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他举止很有修养，待人和气，不吹牛，不讲大话，一看就是好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骗子。”
检察官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或者说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难受。浑身没力气，胸口堵得慌，心里不是滋味。”方子云说，“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什么？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骗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过去的那点小名气，这次一下子有新闻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丢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检察官同情地点点头，问，“刘东阳的诈骗行为对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
“这不明摆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势断送了，盈利、分红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现在，我的命运就拴在这个产品的专利权上了。我对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让我是股东，是副经理呢？听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当刘东阳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门不用我的专利权去补偿刘东阳造成的损失，如果产品的专利权还能属于我，那么我还能有一线希望。否则，我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监听、录音。
检察官的谈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计，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却处处暗藏锋芒。而方子云的谈话是在突如奇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时间准备，不可能虚构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语言虽然书生气较浓，但可信度高。
其实，在这次正面谈话之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动过的几个城市对他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子云参与了刘东阳的诈骗阴谋，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这次谈话，检察官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次明知没有希望而又必须为之的程序。
谈话进行到这个程度，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检察官仍不肯放弃努力，说道：
“这次受害的农民有八十多个，他们之中，被骗金额最少的是六万元，最多的是十二万元，而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的钱，有的是村里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有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集资的，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四处借来的。电视曝光后，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骗的真相，后果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象他们会疯了、会绝望、会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债。殴斗、自杀之类，失去理智的农民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你想暗示我什么？你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是我丧尽天良。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波黑在进行战争，非洲难民如潮，还有车祸、火灾、凶杀、抢劫，难道都是我的责任？我也同情受骗的农民，我心里也难过，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认为我也有罪，杀头、坐牢都可以，我无话可说。
在中国，连将军、部长甚至国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么呢？”
“你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别的意思。”检察官淡淡一笑，说：“明天你和我们一起回安河，我们还需要向你了解情况，你也需要回去处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务。
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极念头，要相信法律
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说：“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检察官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要离开房间了，却忽然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两句，上帝从不宽容弱者，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那是否说明了你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
“一个诗人，一个脑子里只有艺术的人，却不得不去从事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上帝高雅吗？公平吗？”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说：
“这首诗写的真不是时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抒发出来的沧桑。看到公司的形势很好，我以为自己成功了，是命运的征服者，谁知这首诗还没来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变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五
冒名刘东阳的人连同他所携走的七十五万美元巨款无影无踪，毫无线索。
专案组认定，云阳公司诈骗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高智能经济犯罪，无论后台人物是谁，实施这项计划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了解调味球的全部生产工艺。
二、具备两百万以上的经济实力。
三、有精干的执行人。
方子云作为产品专利持有人，与罪犯一道来安河市投资，既是股东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备同谋作案的一切条件，有重大嫌疑，被专案组列入首要调查对象。然而，当各路调查结果汇总之后，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于是，作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资金的人，宋一坤被列为新的调查焦点，围绕着资料、资金和执行人三个问题，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全面调查。
在海口，侦查人员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主要询问内容如下——
侦查员：你连方子云想干什么都不了解，而且他连张惜条都没打，这样借钱给他，你认为合乎情理吗？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别人是否认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们之间的情理就可以。
侦查员：你第二次借钱给方子云，正是你向赵洪借钱的时候，这一出一进，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宋一坤：少了五万元对我来说并不影响夏英杰出国，但对方子云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侦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可以从许多朋友那里借到钱，却为什么舍近求远，一定要到上海找赵洪借钱呢？其实赵洪并不是大户。
宋一坤：因为赵洪借过我的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所以向他借钱比较容易开口。至于是否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我没有那个自信。
侦查员：在你三次离开海口当中，见过方子云几次？是在什么时间？谈了多久？他都给了你什么东西？
宋一坤：见过一次，大约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约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从机场到长途车站的出租车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给我东西，而是我给他五万元现金。
侦查员：你为什么不与夏英杰一起出国呢？
宋一坤：这是我和夏英杰之间的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们也是如此。
侦查员：你一个人呆在海口做什么？
宋一坤：夏英杰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当
帮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全在电脑里，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北京，侦查员对邓文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询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谈谈你对宋一坤的看法。
邓文英：我恨他。
侦查员：为什么？
邓文英：他伤害了我的自尊，仅此而已。
侦查员：我是说，他的人格、人品怎么样？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邓文英：怎么说呢？他这个人让你觉得非常平淡，淡得没有一点味道，但你又总能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在你头上，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你总是错的，你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渺小，那种感觉让你难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从心里喜欢他。
侦查员：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给方子云十万元钱，当时你们还没有离婚，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邓文英：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侦查员：他让方子云用这笔钱干什么？
邓文英：方子云打算经商，至于怎么用这笔钱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会干涉，否则就不会借给他。
侦查员：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万元，竟然连张借据都没写，你认为可能吗？
邓文英：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能。他们的关系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层次很高，很纯净。
在上海，赵洪向办案人员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万元的契约，并回答了有关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宋一坤惜钱做什么？
赵洪：随便他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还给我。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他借钱是为了给他未婚妻出国筹资。
侦查员：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钱对他来说不算太难，为什么他只向你借钱呢？
赵洪：那说明我们之间更有信用。
侦查员：宋一坤除了借钱，还约见过哪些人？
赵洪：在上海，能和他称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个。从他下火车进上海到他上飞机离开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会错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专案组的询问——
侦查员：据我们掌握，你曾两次去海口面见宋一坤，你找他做什么？
王海：朋友之间，非得有事才去吗？太势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巩固一下关系。
侦查员：为什么要巩固？你们不是很好吗？
王海：不一样，过去我们之间商业合作的关系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有他这样的朋友，和他这样的文化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有面子。现在社会上对有钱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太俗，也许我们真的俗。
侦查员：他向你借了多少钱？
王海：借钱？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就照直问，我没必要瞒你什么，你也不要绕圈子。
侦查员：我是问，他向你借过钱没有？
王海：没有。
在深圳，宏远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光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询问，主要内容是——
侦查员：你与宋一坤在上海分别后，他来找过你或者你去找过他没有？
周立光：没有。我们之间有几次电话联系，互相问个好，从没见面。
侦查员：电话联系中，你们讨论过什么事情没有？比如向你借钱？
周立光：绝对没有，我对我所讲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假如他真有困难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他。
侦查员：为什么？
周立光：我很敬重这个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专案组在安河市侨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非官方渠道与罗马的某个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华侨取得电话联系，委托他通过适当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杰的生活以及欧亚文化艺术传播公司的资产状态。罗马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与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宋一坤的资产状况是清楚的。
对宋一坤的调查是周密细致的，各路调查结果汇总、分析，没有发现疑点。宋一坤的生活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专案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对宋一坤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策划这场骗局的幕后人有多么高明，策划骗局，决不可能在专利产品研究出来之前进行，这是一个分界线。
冒名刘东阳的人首次出现是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引资大会，时间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宾馆的记录和招商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宋一坤与方子云的见面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两者之间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假设方子云撒谎了，假设那次见面宋一坤接触到产品资料了，假设宋一坤就是幕后人。宋一坤从接到资料到分析、研究、策划，到筹集两百万元资金，到挑选、确定执行人，到联系、购买各种假证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这种大规模的筹资和突发性的人员变动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再者，假设幕后人是宋一坤，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知道，云阳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观，其长远效益决非骗局的利益可比较，没有理由将这样好的形势断送掉。况且，夏英杰出名、出国，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有文化层次很高的社会活动，没有必要去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没有两百万元的资金条件，没有执行人的人员条件。
于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于是，侦查工作陷人僵滞。
专案组重新对案情进行研究，认为这场骗局中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
一、冒名刘东阳的人出现的时间与具备策划骗局条件的时间相比较，前者的时间明显超前，这可能说明，在方子云还没有征寻投资商之前，诈骗组织已经存在了。
二、骗局是在合法经营利益高于诈骗利益条件下收场的，从策划者利益驱动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逻辑，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专案组大胆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策划者是一个专业诈骗集团，具备资金、人员、组织等一系列运作条件，有丰富的金融、法律知识，有一定的诈骗经验和系
统的策划能力，专门在社会上物色适合诈骗的对象，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捕捉目标实施诈骗，而不需要任何筹集资金，选配人员，制做证件等前期准备工作。方子云的项目被策划者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这个项目具备了策划者预先设定的某些条件。
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