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
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构思之严，决非等闲之辈可为。而六百万元，对于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恶性后果？他不敢去设想。总之，事情闹大了。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
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
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
“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
“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为什么？”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的作用。说到五百多首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决不是十五万元可以衡量的。
否则的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就太悲惨了。”
检察官说：“既然宋一坤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用在出版诗集上，而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职业所标志的学识，我对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失望。”方子云摇摇头说：“靠别人输血活命与靠别
人帮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认为能一样吗？也许借钱两个字对于我，本身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张薄薄的纸而已，但是这张薄薄的纸却可以支撑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施舍，我想到的是体面地借钱。挣钱、还钱，至少我还想到了用最后的方式补偿别人。”
检察官冷不丁地问道：“对于你主持研究的这个项目，宋一坤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检察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检察官只得将原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问题不成立。”方子云说，“宋一坤对这个项目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去评价呢？”
“你说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说他还是知道一点了？”检察官追问。
方子云说：“借钱总得有个理由，我当然要向他介绍我的设想。但是他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只是对我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肯伸手向别人借钱的人，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就干一次试试。”
检察官问：“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钱是在什么时间？都谈了什么？”
方子云答道：“经二次借钱的事是我向他打电话提出来的，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竞价卖了八十多万元，知道他有钱。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上海，路过江州。在江州见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来也是为了借钱，为他的未婚妻筹集出国资金。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万元对于他毕竟没什么大影响。我们在机场见面后他把钱交给我，随即送我去长途车站了，他得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只对这些感兴趣。”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检察官问。
“那要看从什么时间算起了。”方子云说，“他在江州报社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走动，他到上海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见过面只有书信交往。他从上海回来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见面之外最后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给我五万元借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