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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 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记者。”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