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归宿的船儿，
最终会在漂泊中沉没。
无处栖息的鸟儿，
最终会在盘旋中死掉。
你依傍在哪里？
你生根在何处？
一
莫愁大地被暴雨搅成泥泞，顷刻就被烈日晒干；莫愁冰冻的河面一片死寂，很快就给春风化解。繁花到处盛开，转眼落红满地，林木凋零不久，又是一片醉人的新绿。万物在白日的光亮里赤裸袒露，随即被漫无边际的黑夜遮掩起来。潮汐是大海喘息，气流是天空呼吸，春夏秋冬是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老苑和生还。冥冥中有座巨大而无形的钟，日夜晨昏，兴衰枯荣，是这钟面上的刻度。谁适应这钟的节律，谁就生存下来。否则就会给不停地运行的时针抛下，在无声无息中遭到淘汰。
天地间，有暖风、雨露、清泉、土壤、果实、氧气和紫外线，也有台风、地震、火灾、洪水、虫害和病毒……一种植物绝种，就使另一种动物断食；“生存养育着生存，灭绝连系着灭绝。于是宇宙诞生了一种最有适应力的生命人。
人创造社会，社会却给人出难题。人们愈是想识破世界的一切奥秘，世界在这愈来愈多的发现中反而变得更难解释。人类的童年是克服自然，人类的成年是克服社会；大自然渐渐明了，社会渐渐穷于应付。中世纪田园生活那种单纯，是未开化的单纯；有如牧童短笛，属于音乐的孩提时代。孩子们巴望快快长大成人，成年人却怀恋一去不返的童子岁月。人间交流的深入，始知民族、思想、文化、习惯和语言的隔阂，如同鸿沟，纵横交错。物质富足，精神随之更新；哲学的普及，使每个脑袋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世界是混乱还是丰富了？人与人的距离是更远还是更近了？而科学的昌达又带来忧患。人在排除旧障碍的同时，树立新障碍。风车和天花离开地球，电脑和污染降临人世。难怪人们怀旧，幻想回到平静安宁的中世纪，回到朴素的过去，回到单一的昨天。但社会和人一样，都不能返老还童。社会将在日趋复杂、矛盾倍增的状况下前进。当代人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这个变化了的社会和变化了的自己。前提是承认现实，承认存在的一切事物。无论你责任还是赞同，厌弃还是宽许，推崇还是改革，你必需先把它搞清。那么，你就得心平气和了！
一只钢铁的巨鸟穿云破雾，降下来，亲吻大地。吻声如雷，这是飞机轱辘和坚硬的跑道发出的剧烈的磨擦声响。飞机停稳，一些外国旅客都站起来，鼓掌、划十字、轻轻唱歌，他们习惯这样庆祝平安着陆；中国人感情不外露，只在嘴角浮出一点点难以觉察的笑意。其实，数万里不无危险的空中航程完好地结束，谁心中不溢满轻松和喜悦？尤其对于我，头一次来到这个在世界上独具面貌的国家访问。我还有件心事，是件私事，与这个陌生的国家紧紧连系着。我这个人，一向是把公事摆在私事前头。不知为什么，当我走出沉闷的机舱，迎着潮润而爽神的晨风，脚底刚刚踏上这异国的土地，心里那件私事竟然迫不及待似地蹿出来，它逼我快去做。心情真是种奇妙的东西，有时很难违抗。
二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有名的“金拐杖”旅馆下榻。它在车水马龙的河滨大道上，与悠然自得的泰晤士河只隔一条街。旅馆门旁有个精致、锃亮、古色古香的铜牌，标志这旅馆诞生于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守旧的英国人眼里，似乎历史价值高于一切。
负责接待我的，是位名叫珍妮的英国女郎。她肯定喜好运动，长得健美动人。尤其那一双蓝色、透明的眼睛，象两滴海水。目光明亮锐利，直视我时，简直象是逼视。因此显得精力饱满，聪明强干。在这个强者竞存的世界上，出头露面的都是这种人。但一接触她，即刻感到与她出现一种难以消除的距离感，这是否来自于她脸上带着的傲慢神气。为什么？我一时弄不清。她的声音可是悦耳好听，同BBC电台的播音员差不多。使我这一口在国内被人艳羡的英语，在这里只能用来应付对话而已。
珍妮小姐把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访问活动内容安排表给我。又向我交代几句必须知道的事项后，转身就走。外国人办这种事，不象中国人那样无微不至。公事公办，完事再见，只讲礼貌，不会客气。
她一走，我立即从床头柜里取出几本又厚又重的电话号码簿，查到号码，抓起电话拨通，真幸运，接电话的恰好是她本人！难道她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我吗？不，我虽早在临行前，请她爸爸写信转告她，但她并不知道我抵达的日期。
“你就是简梅小姐吗？请猜一猜我是谁？”我用英语说，为了使她意想不到。但我激动的情绪从自己的声音里都感到了。
“当然知道，但愿没猜错！”她说一种愉快的声调从电话线里传来。真没想到，她才来一年多，英语说得这样好。“那你猜猜看？”我仍用英语。
她忽然改用华语：“你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怎么，小马克思先生，刚到资本主义国家来就变质了吗？”一听到这口气，使我立刻觉得她一切都没改变：那好斗而伶俐的小嘴，那任性使气、逞强好胜的脾气，那漂亮而含着挑战意味的笑容。一切依旧。我们之间，这种久已习惯并无恶意又互不示弱的雄辩气氛，陡然重现。我当然不客气，马上回敬她一句。
“我是怕你把中国话忘了。”
“中国的一切我都没忘。这里的情况你最好别拒绝知道一些，免得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这是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她用这话取笑我。我反击她：“绑架我这小马克思有什么用？”“当然他们不要《资本论》，而要你身上的钱。”“那正好。我从不吝惜钱，《资本论》还得留着看。”“算了！《资本论》再好有什么用？反正没钱活不了。在这里你尽可以大讲《资本论》，绝对不会有人干涉。你还可以到海德公园发表演说，到海洛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一束花。但你的活动可能没人响应，英国人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公主的婚礼。说吧，咱们什么时候见？”
“今天行吗？今天我白天没有活动。我就住在‘金拐杖’旅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但我不能去，我得上班。”
“不能请假？”
“不能。”
“怎么解释‘自由’两个字？”我说，我又发动一次攻势，而且攻得如迅雷不及掩耳。
“用你的话讲：怎么解释‘纪律’，就怎么解释‘自由’。你中午来吧，我请你吃午餐。你在旅馆门口坐9路汽车，坐到牛津街。我的餐馆就在牛津街南面的唐人街上，名叫‘钻石酒楼’，记住了？”
“哟，你万里迢迢出洋，反而在唐人街上谋生，这倒有趣。”
“世界上的事除去没趣的事，就是有趣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你有什么没趣的事？”
“不，都很有趣，非常有趣。见面我会告诉你的，看你这位雄辩家怎么饶舌。恐怕你得带来两张嘴巴。一张招架，一张诡辩。好，我等你！”她说到最后，伴着一阵笑声。听她的口气，她多么满足和神气！
“好，我歇一歇就去！”
我还真得有点准备，好应付这位出洋在外、志得意满的女人，她肯定会朝我发起一连串的不断的嘲弄和挑战的。
三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 “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 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