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从海路追踪。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那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不顾一切地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但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实，可以让人们作类似体验的典型还有很多，例如拿欧洲的小说家笛福、思想家伏尔泰、戏剧家维迦的坎坷经历来解析名誉问题也会很深刻，但我最终还是选中了李清照，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是弱女子，当然，更因为她是中国古代第一女诗人。
什么最珍贵
李清照的遭遇说明，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贤达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士禛、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因此，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那么，要不要动一点脑筋，来预见一下今后的名誉坐标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有时也需要追求。那就是在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应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荒芜的高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赔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坚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的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泰戈尔说：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遍身之地。”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高峰对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观，对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牺牲。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你看连银髯飘飘的泰戈尔都有点懊悔了。
关于谣言
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