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老年：如诗的年岁
终于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随之而来，人们喜欢用其它年龄阶段的标准来要求老人，扬其之短避其之长，似褒实贬。对于纷扰复杂的现代事务，即使是寻常家务事吧，不少家庭为了避免中年层次的多重纠纷，也要老人决断和把关，每每把老人说成是全家脑子最清楚的人，无可替代；时间一长，连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觉得全家越来越离不开他，哪怕是儿辈作息，孙辈隐私，稍有不知便大发雷霆。我有一个青年朋友为了表达对父母真诚的孝敬，在事业有成之后，不仅把老人接来同住，而且事无巨细一一禀报，听取指令，营造出一种传统家庭的伦理气氛。但这样还不到一年，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个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说恋爱约会，就连与同性友人较长时间的叙谈也会造成两位老人的寝食不安。两代人的关系，因不必要的交错渗透而变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传统源远流长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硬把老人拉入主体结构的悲喜剧随处可见。大家几乎公认，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残忍的例子是电影界，只要有稍为重大的仪式，代表中国电影界上场的居然都是离开影坛达四十年之久的龙钟老人。不是表彰他们四十年前的辛劳，而是请他们代表当代，这实在是对他们的糟践。这些老人本来应该是坐在舒适的居所里，偶尔打开电视稍稍地看几眼这种仪式就足够了，他们有这种资格，早已不必再麻烦他们粉墨登场。同样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怀民先生的“云门舞集”在当今亚洲舞蹈界的领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异议，说我如此评价一个中年舞蹈家，把我国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儿摆？对此我没有回答，但在心里却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经这么年迈，何苦再推着他们到中心舞台上扬臂抬腿，去与中年人争胜？请放了他们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线的习惯，对很多老年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里起劲地排名争胜了，当然往往是越排越气，越争越恨，结果使整个晚年变得牢骚满腹、怒气冲冲。他们有时忍不住也会破门而出，大声发言，中国社会对于白发老人的颤声控诉一般是不会予以反驳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曾经据理力争过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让着，不置一词，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半生不熟的怪异事件，不明不白地拥塞在当代文化的缝隙间。
其实，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件，所受的诬陷全然由于年龄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于这种年龄差距被对方反复强调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颤巍巍、气咻咻地一起上阵，怒目而视，顿使形势十分紧张。正不知所措之际，突然收到了年龄比对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黄佐临先生写自医院的一封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听到了一片苍老的叫骂声，却没见到我答辩，便推断我遇到了年龄上的麻烦。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龄才能有效地帮我，便向护士要过纸笔抖抖索索地写起信来。也许他还担心自己一个人的高龄还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龄包围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师萧伯纳。
他在信中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英国留学的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便到自己的老师萧伯纳家里去告别。坐在萧伯纳的壁炉前，猛然看到壁炉上刻着三行字——
他们骂了，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黄佐临先生在信中对我说，萧伯纳真不在乎别人骂吗？那倒不见得，如果真不在乎，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句子刻在壁炉上？但他故意镌刻，时时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状态确实要比别人健康一点。
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天，我没有吃饭，一个人长久地坐在龙华公园中出神。再淡的口气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变得很浓，当时老人这番话的实际浓度简直无与伦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处境了，一味想着高龄的特殊魅力。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他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谈老年，最后避不开死亡的问题。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此处不作评述，我感兴趣的只是，有没有可能让死亡也走向诗化？
年迈的曹禺照着镜子说，上帝先让人们丑陋，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悲凉中又带着潇洒。
见一位老人以杂文的方式发表遗嘱，说自己死后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厕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马桶倾倒，一按水阀，三声大笑。这是另一种潇洒，潇洒得过于彻底。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比喻，仅仅一个比喻就把死亡的诗化意义挖掘出来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价的宽慰。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真是说得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另一个把大海与死亡连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国一位叫舒瓦茨的社会学教授在自己临死前讲给自己的学生听的。舒瓦茨说——
海洋里的一朵浪花，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突然发现快要撞击到海岸。它知道末日来临，神情黯然。但它看到身边的一朵大浪花面对末日依然兴高采烈，便十分奇怪。
大浪花告诉它：记住，你不是浪花，你本来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浪花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虚幻，唯一真实的只是涌出无数浪花、又涌灭无数浪花的大海。这个寓言，意味深长。
死亡既是如此，由此回过头去审视老年，能不诗意沛然？
这是一个终于告别了黄土峡谷、拦洪堤坝、功过恩怨、险情奇景的年岁，潮润的海风已弥漫于口鼻之间。
涛声隐隐，群鸥翱翔。
一个真正诗化了的年岁。
最后的课程
他果然出现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人群中稍稍愿意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过于浅陋，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与生活讲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着病危老师裸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