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东西，是一个伤感的过程。我的工具柜是钳工班的老师傅给我焊的，漆成墨绿色，很漂亮。我只放着书和一些换洗衣服，一面镜子、洗发水、香皂，木梳和搽脸的乳液，工具我不能带走，要亲手交给班长，让他签收。柜子里有一幅油画，我用玻璃压着。这是林为我画的，我把它拿出来，仔细地端详。
画的背景就是钢铁料场。它阴郁、沉闷，天车伸出长长的臂膀，把天空压得很低，料场绵延起伏，像古旧的城堡，远处，有烟囱在冒着烟。不远处，有一个人站在料仓的铁墩上，做着一个古怪的动作，他的身体变了形，像是一个趔趄，也像是要摔倒的样子，那样子明显有扭曲的痛苦，在料场面前，他如此渺小，似乎还在慢慢萎缩。画的主体是我，是我的一张仰向天空的脸。脸是橘红色的。像一枚多汁的浆果，这是他采用了马蒂斯的用色。因为微笑，嘴唇微微张开，但它似乎向外喷出气息，它如此饱满，散发浓郁的年轻身体的野兽气味，生鲜，有原生的活力。这是我认识林不久后，他为我画的，他说，我让整个料场黯淡。
林是公司的先锋派画家。那个时候公司的文学、艺术非常活跃，跟外界的交往频繁。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都是工人。林刚好跟我在一个分厂。他是一个天车工，在我头顶工作，年长我八岁，已婚，对我而言，他是个思想上的异端分子，洞悉世俗的一切，但同时又屈从于世俗的一切。他嘲笑我是个处女，嘲笑我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嘲笑我认定的那些美好以及我口中的那些大师，那些经典，那些被人们反复传颂的种种美德。当然，这些嘲笑是善意的，调侃的，是有趣的，是充满快乐的。应该说，它多少动摇了我内心的信念，往大处说，是世界观。
我最初跟他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工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我属于料场。他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非画家），他属于整个人类。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我后来逐渐认同，作为艺术的一面，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但是，我最终无法接受他骨子里瞧不起工人的心态，我最后跟他说，你瞧不起工人，你无法属于整个人类。这也是我跟他永远的区别。他送给我的那幅画，我一直不太喜欢，料场在我眼里是父性的，它开阔明亮，为我展现劳动的欢腾，让我充满敬畏，我被料场苍莽的气质吸引，它绝不是阴暗、落后、卑微、压抑人性的城堡，不论是物的，还是非物的，料场被扭曲成这样，我心里很不舒服。这幅画，虽然他是在赞美我，但我一直把它压在工具柜的木板上，几乎没有示人。
应该说，林改变了我，但最终我又跟他如此不同。我时常去他的班组玩，他的情人是一个在分厂浪得出了名的女人，很滥，传说她有很多男人。我在林的多幅油画中见识过她过于饱满的臀部和乳房，我素来看不起淫荡、放浪、没有自尊的女人，她们太贱了，应该羞愧而死。中午，我们在饭堂打了饭，就聚在林的班组去吃。这个时光，几乎全被我们用来谈论所谓的艺术。我被林灌了很多东西，从绘画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到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波普、偶发、行为、大地艺术到反艺术、非艺术的达达主义。为了能跟他同步，我私下在书店买了很多关于艺术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了解梵·高、高更、马蒂斯、莫迪里阿尼、毕加索、达利、杜尚等人的作品，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著作、弗洛伊德的学说拼命往脑子里灌。小说的阅读我从勃朗特姐妹、《红楼梦》、托尔斯泰以及法国文学著作，转向了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当时刚刚流行的米兰·昆德拉。林不停地嘲笑我。说我应该更早读到这些，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最起码应该了解到的，这只是基础部分，更重要的是创作力，创作力，懂吗？
这样的谈论持续了三年，从我这方面来看，我的角色是没有性别的。林当然不同，如果我是个男的，他不会有这样的热情。他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听众，在公司小有名气，年轻，可能还貌美。他需要我崇拜他，像他的情人崇拜他那样。那个女人总是用敬畏的眼光看着我，恭顺、温柔。在过道上，要是跟我碰着了，她总是闪在边上，低下头去，让我先过。她是年长于我的。每每吃完饭，她会默默地收拾狼藉的桌面，然后拿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洗干净。她为林洗衣服，把它们晾干，然后拿熨斗小心地熨得平平整整，悄悄地往他的西装里塞折得很漂亮的棉手帕。她轻声款语地跟林说，叫他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每一句话，充满着对林的爱。这样的爱带着母性，包容，深沉，这分明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淫荡、轻佻的举动。出于偏见，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她一直冷漠着，我对这种冷漠感到内疚不已，我竟然漠视一个善良、怀着深沉的爱情的女人，她是多么纯粹，爱得那样义无反顾！就算是一个荡妇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初冬，她怯怯把我叫进她的更衣室，拿出一件绿色的毛衣来，说，这是最新的花样，我打完半个月了，怕你嫌弃，一直不敢送给你……从那以后，我就叫她姐，公开地叫，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居然跟一个荡妇亲密地走在了一起。
想起她，我总会把她跟菊联系在一起。两个弱弱的女子，挨在一起便会散发苦难的味道，她们沉默着，让人们不忍注视。听林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子，所谓的淫荡，是她被两个花言巧语的恶棍给骗了，两个下作的男人四处散布说他们睡了她，她在床上如何如何……人们似乎更容易相信一个人的恶。我也是其中之一，让人痛心啊。我总在寻思，是什么让她越过流言的障碍，让她如此明目张胆地跟林在一起，从而把这个荡妇坐实了？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爱情。至于林，他似乎更迷恋她的肉体，似乎得意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绝对占有的虚荣，拥有情人，似乎更符合林作为艺术家的体面。他当然没有感受到她的美好，她那远远超越了他的所谓艺术内涵的纯良品性。他不明白爱情才是世界性的，甚至是超越艺术的。
在与林的交往中，他确实向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后来带着我去认识了一帮画家，有的搞架上画，有的搞行为艺术，也有的搞装置艺术，这些艺术家当着我们的面，隔着画布跟模特乱搞。林说，我需要这样的启蒙，但我只是笑笑。骨子里我认为，这些画家不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启蒙我，性的张扬、全盘否定传统、反传统就是先锋、把性作为艺术对象就是先锋等等，在我看来，他们的手法都没有超过早期的达达主义。依然性啊，生殖器啊，身体器官啊这些陈辞滥调。林跟他们交往，仅仅是希望留在他们那个圈子，那个所谓的艺术圈子，继续保留他那“先锋”的标签。我拒绝了跟他一起去参加这类艺术沙龙，同时说出了伤害林的那句话：你太可怜了。我一直强忍着骨子里不断增长的对林的不屑情绪，这句话造成了我对他永久的伤害。我一点都不内疚。他知道，我把他看透了。看透一个人，是那样让人难受。
林曾向我强调，评判一个作品要忠于内心，而不要去相信这个作者的名气以及那些关于作品好坏的种种标准，这个看法我至今依然保持着。在公司举办的一次大型艺术作品展览活动的闭幕式中，他激烈地批评公司一位颇负盛名的老画家的作品：水平太差了，仅雕虫小技，完全谈不上创意，根本不配参展云云。我虽然知道林有作秀的成分，但还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他鼓掌。我不想掩盖我对他在这方面的激赏。在他与他的情人之中，我看到人性的美好与悲凉，它修正了我先前的某些偏狭，同时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总是那么容易为人性中的美好而感动，哪怕是卑微的，我都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对这样的美表示由衷的赞颂和敬畏，并对平凡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满怀着热爱和祝福，所有这些，我认为不是你如何先锋、叛逆、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获了多少荣誉就能做到的。一九九八年，我二十四岁，当时我已意识到，我可以做到离开料场，可以一个人去任何地方而不会有恐慌和畏惧，我不会无端听从一个人，听从某件事，我摆脱了精神的某种障碍，我可以越来越开阔而没有偏见。我似乎可以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判断和选择。我对车间主任说的那句：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这句话虽然有点突然，但是它的前提是，我应该完成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我应该可以转身。林从来都看不起身边的工人，憎恶听起来不太体面的露天钢铁料场，形容它是地狱，但他带着他的艺术、他的世界性在那个“地狱”呆了一辈子。
我没料到在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会那样难过，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料场怀有这么深的情感。虽然离开的想法由来已久。一九九八年，当那个大事件将要来临之时，我相信有太多人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转身。它一定给人们内心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不论是选择离开或者留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强烈的挣扎，大事件让人们在瞬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钢厂的感情，对自身技术以及对劳动本身的深厚感情。而我，四年中慢慢成熟起来，我的身体像一枚熟透的桃子，裸露出甜的秘密。他是一名电工。有着细长的身材和羞怯的面容，澄澈的单眼皮眼睛，隐藏着他内心已定的主张。看见我面色会微微地潮红，我知道他喜欢我，我精于这样的判断，并为此兴奋不已，满足于这样的虚荣中，享受浑然不知情的乐趣。他确实被我耍了几次。他傻傻的样子让人疼到骨子里，而太多的沉默让我们没来得及交流，不，我们没来得及相爱。多少时候，我在料场期待他的身影出现。当我望向他那里，他一定是准时地望向我这边。
没有表达的爱情是最美的爱情。他属于料场，属于他的设备。我时常把他与料场看成一个整体，在决定离开的那一刻，我感到我是多么爱他，离开料场，就等于离开了他。我身体的秘密被我珍藏已久，观念上，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在跟林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嘲笑不屑一顾。我是一个老练的处女，可怜的年轻人，他一定不知道，我向他发起腥味的攻击。接到我晚上约会的电话后，我感觉到他心跳得厉害。
料场东面有一块草坪，是工人们歇息的好处所。我把约会地点选在这里，这是多么暧昧的一个地点啊，是那样不怀好意。我的年轻人来了，我温柔地抱住他，他的心跳得多有力呀，我把脸贴在他胸口上，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自制力，他紧紧地贴着我，我们沉向料场的深处。那个动作如此简单，简单到残酷。但它发生了，于我，很大程度上象征一个符号。之后，我开口说话，我听见我胸腔的轰鸣，它混浊，厚重，仿佛混沌之后的重开天日，也仿佛我在瞬间脱胎换骨，我感觉我内心有一种东西在慢慢上升，它是那样彻底，那样决绝。
＇责任编辑 陈永春＇
掌上风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苏小卫
关于《掌上风》
我一九七八年上大学，遇到了一本书：《契诃夫手记》，书中记录了作家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过眼人生、道听途说、奇闻趣事。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用个小本子记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每年一本，然后整理存档，到今年正好三十年。
现选出一部分，按年编次，可观民风，可观世变。
懒人说：
我一三五刷牙，二四六洗脸，星期天全免。
两辆公共汽车错车，差点撞上。
司机甲探出头说：会开车吗？
司机乙并不生气，反问：我不会开，你一个人开俩？
要饭吃还嫌凉？
歇后语：
一个人拜把子——你算老几？
大学里：
男生：某人今天缝一被子用了四十分钟。
女生：你们男生这个速度不错了。
男生说：可他的军用被子就是一个口袋，口上那一道，他缝了四十分钟。
工厂里：
工会主席在会上讲话：同志们，今年的二十年大庆和往年的二十年大庆不同！（下面哄笑）
工会主席：笑什么笑？就是不同嘛！
同学讲的：
老头坐公共汽车用女儿月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狡辩道：这是我女儿的，又不是别人的，我养她那么大，用用她的月票还不行？
大学同学：
“他买饭怎么又加塞啊，垫张纸把他捏出去。”。
大学里：
他写字特别用力，自己说写时间长了浑身酸痛。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积极主张扩大世界杯决赛的规模，他说：“如果在最后的决赛中，我们能荣幸地看到阿尔及利亚队对喀麦隆队，或者是科威特队对阿尔及利亚队，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中学里：
老师上课让大家起立，有个学生坐着没起来，老师问他：让卖肉的把骨头剔了？
中学里：
考试，一个学生伸脖子看别人的卷子。还是那个老师：行了，再伸回家你妈不认识你了。
学生遇见过去的老师，热情地问：咱家没啥事吧？
他旅游的时候手上拿一带拉锁的活页夹子，里面放钱和车票什么的。同行的人笑他：干吗老拿一本，做诗啊？
大学里：
丈夫上大学了，看不起当工人的妻子了，老吵架。妻子就跟单位领导说了，单位的领导专门给妻子放假，让她在家读书，好和丈夫有共同语言。
小学里：
小学生吃忆苦饭。
老师问一女生：好吃吗？
女生：不好吃。
老师气愤地：解放前，贫下中农一年到头吃糠咽菜，日子比黄连还苦，你吃一次就嫌不好吃，这就叫忘本。
接着，老师又问一男生：好吃吗？
男生：好吃。
老师气愤地：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糠咽菜，日子比黄连还苦，你还说好吃？什么感情？
电影台词：
我母亲常说，只有傻瓜才自己碰了钉子方始回头，聪明人看见别人吃亏就学了乖。
单位里：
女同事，骑车技术比较差，经常抱怨：现在的红绿灯变太快，还没来得及拐弯，就又变了。大学同学：
军队大院门口军人站岗，很严，住在里面的同学特别嘱咐他进大门要下车，而且不能滑行。得两条腿都着地。他说你再吓我我得四条腿着地。
大学同学：
他不想看书，就去同学家玩，同学说正发愁事情太多不知道该做哪样，你来了太好，我们下棋吧。
书面语言，俗称“字儿话”。
小学里：
老师让淘气的学生带纸条给他爸爸，学生拿起纸条就给吃了，老师捏住学生的鼻子，把纸条又掏了出来。
老头和老太太在家坐着，门开着，进来一个小偷，拿走两个箱子。
老头问老太太：那是谁呀？
老太太：我还想问你呢。
大学里：
教务长在大会上给大学生提要求：你们括对象可以，搞了不许吹，吹了不许搞。
发小：
她说上大学真没有意思，同学就知道数饭票，把爱迪生读成爱轴生。
单位里：
领导戴助听器，不想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关了，当说话的人发现她没有表情后，就知道：又关了。
大学里：
某同学比较自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别人就捉弄他，问他“abcdefg”这个单词怎么念。他还就真的念出来了，也不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