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怎样？口味不合？他点点头。我抿上一口，果然滋味奇怪，那是第一次接触茅台，落下很多遗憾。现在想来这酒原来并非茅台。
又有一事，我有一友，弄散文杂文，性烈，却偏偏又是某党校校长，其专好茅台，爱好深了便干脆取名为：酱香老范。某次酒桌上谈起酱香的好处，言“酱”香形成必要一年，必纳四季气脉，不仅深含自然奥妙，其意味还直达终极的圆满。谈着谈着境界就越来越高，满桌听了皆欣欣然，唯我心中冷然，语言便极为寡淡，结果弄得欢乐不够圆满，实在也是第一次接触时留下的印记所致，此刻想起，不由满怀歉然。
好山乃有好水，好水乃有好酒。生产好酒的赤水河实在是一条天赐的酒河，它穿越云南、贵州、四川数省，全程四百多千米，一路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奇怪的是，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却陡然陷落，海拔落到了四百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就是这个独特的小环境孕育了高低不同的温差、湿差和风力，并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据一直陪同的诗人，也是茅台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姚辉兄介绍，赤水河由于雨季中两岸的红色土壤，使得它在一年中的半数时间里，水色呈红，这也是赤水河名称的由来。但神奇的是，每过重阳，河水便立马清晰，而这时也就是茅台酒取水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也曾决定将这种美酒进行大规模生产。相同的技术、设备、工艺，甚至茅台镇的土壤，也都被迁到异地，十年下来，终于也还是未能生产出相同品质的茅台。
云南有好烟，四川有好酒，而贵州是既有好烟又有好酒。神奇的是所有的好酒都一概酝酿诞生在赤水河边。因为这种神奇，赤水河又被人们誉为“美酒河”。说起这美酒河，又不能不说起周恩来，作为热爱茅台酒的总理，他不仅亲自下令在赤水河两边不能建造工厂，以保证赤水河的纯洁纯正，同时还在各种场合，不论是家里还是国宴，他都极力提倡喝茅台酒，茅台成为中国国酒的称号，与周总理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茅台人最为尊敬的就是周恩来。在国酒茅台博物馆里，我看见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给总理秘书的一张小条，条子说：总理开会回来要是还不晚，就叫他先喝上一两小杯茅台。
就这样，几天下来，我已彻底完蛋，完全成了茅台酒迷，而且终于明白，原来我以前喝的都不能算酒！这样一来，我甚至担心以后的日子，一是生活指数可能会直线上升。二是担心就算上升了，还是喝不到真正的茅台。三是，如果不喝，坚持着，忍耐着，又到底能忍耐到几时呢？
真正是一筹莫展。离开茅台时，我看着邀我来茅台酒厂的朱零兄，我说，完了，你把我的下半生彻底毁了。
＇责任编辑 朱 零＇
转身
塞 壬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1Crl8Ni9Ti、3Cr2W8V、H13、D2、Gcr15、W9……它们是特种钢的代号，这些埋藏在钢铁料场深处的精灵，这些曾跟我鼻息相闻、有着隐秘默契的金属元素，我了解它们，跳荡韧性的镍、重的铬、脆的锰、硬的钨、蓝色光标的钒、绿色的钼……它们彻底地被后来的另一种生活抹掉了。一九九八年，我离开了那个露天的钢铁料场，放下了跟随我三年的激光分选仪——它被磨得掉了漆，锃亮锃亮的，有着浑然天成的质感，它像步枪一样优雅。怀念或者追忆，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表征，喋喋不休、固执、多梦、易怒，就像我现在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怀念那段生活。我时常试图触摸我的一九九八，但总是忍不住要发抖，一种既明亮又隐秘、既悲亢又忧伤的情绪一下子攫住我，原本就要抓住的感觉一下子就滑脱了去，而后的内心就空荡荡的。那国有企业固有的意识形态、那庞大的生产链及有形和无形的机器，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形态是一个形态，它们变成了一种回响，在我头顶隆隆而过——不，它们是从我身上碾过。一些词只与时代有关，下岗、分流、算断，当那个时代过去，它们也就死了。我在一个下午脱下了蓝色的工装及红色的安全帽，空着手，一个人走出钢铁厂的铁门，它“砰”地关上了，它把一个人的命运就此切断。那个遥远的下午如此简单。
它像一个宝藏那样被我抖抖索索地打开，激动，回溯到过去的青春岁月，一个热烈时代的尾声：钢铁，集体，国家，劳动的荣光……我亢奋起来，了不起的工人阶级，铁饭碗，城市户口，看病不要钱……绝对地骄傲。一九九四年，二十岁，我进入了这家有着五万职工的大型钢铁公司。二十岁，脸上长着淡淡的桃子毛，满眼盛着笑，给天空仰起一张鲜艳的脸，胸腔能飞出翅膀。这公司是抽象的，抽象到我无法准确地描摹它。它似乎可以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架构完全跟市级的一样。它有自己的学校、医院、银行、超市、电影院、报纸、电视、通讯……它甚至还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体育，啊，这些与钢铁无关的东西！这样的一艘巨轮，当它行驶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承载了过多的负累，它疲惫、破败，甚至千疮百孔。运送钢料的火车从窗外隆隆地开过，它发出嘶哑的鸣叫，巨大的喘息，笨重而迟缓。亏损，已不再是一个敏感的词。然而根深蒂固的钢铁帝国情绪致使鲜有人愿意离开它，这观念几乎是致密地覆盖式的，甚至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还拼命地往里面挤，他们依然相信这艘巨轮是命运的避风港。我这样说，并不是忽略了一种真正的情感——热爱。这是不能忽略的，不论在后来离开或者留下的人们，我依然相信有太多的人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钢铁的热爱，对自身技术的热爱，对国有企业的庄严气质的捍卫和膜拜，对钢铁公司百年来一种文化惯性的深深认同！当一九九八年，“下岗”一词席卷这艘百年巨轮，毫不例外地，诸如人性的险恶、卑劣、自私等特性暴露，绝不只是电影情节所描述的那样，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意料中的，它简单、浅显到让人没有再去叙说它的欲望。九年后，我在南方回望，过去的一切就再一次复活。一个人的转身是缓慢的，像落日那样缓慢。而后来的那些痛苦像经文那样喃喃唱诵，一直唱到现在，这些个失眠的夜晚。
“你最终还得服我管……”
“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
“………”
我转身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车间主任的对话。这个自以为在这个大事件中可以支配一个人命运的中年男人，他愚蠢的得意被我冰冷地撕成碎片，他的笑容僵住了。我深深地了解，跟这样的人没有对话的基础。那个遥远的下午，它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突然。我原本是有准备的，但这瞬间的决定还是让我惊讶——也许没有比这更加合情合理的了。
从车间回班组，经过磅房、钳工班、材料室，再横过铁路，我看见着蓝色厂装的工人三三两两地走过，钳工班的老师傅从钢铁料场干活归来，跟我打招呼，我向他挤了一个微笑。啊，所有这一切，将不再跟我有关系，我将是一个陌生人。班组里，班长、师傅带着几个师兄妹去了料场看钢。我换上绝缘靴，戴上安全帽和棉线手套，再围上白色毛巾，无意识地，这一次做着这些，我的每一个动作显得那样深沉，我小心地压好帽檐，扎实脖上的毛巾，尽量不透露出关于告别的任何信息，哈腰下去系鞋带，眼泪竟涌了出来。从工具柜里拿出我的激光分选仪，枪身锃亮锃亮的，我用手指慢慢地摸过枪身，一片冰凉，泪水就滴落在那上面。擦好铜电极，绕好线，把它扛在肩上。
很快就到了露天钢铁料场，钢料在料仓堆成小山。料仓绵延几百米。一股浓浓的铁腥味迎面扑来，我一阵兴奋，张开肺叶，做了一个深呼吸。料场依然是一派劳作的欢腾。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南方的写字楼里，我再也无法体会到关于汗液和力量的劳作，关于机械、设备、技术、力量、人的体能之间的较量的劳作。马达声声，火车隆隆，天车在装料。料仓里，烧切工人在用乙炔氧焊切割钢料。电工、钳工在维修设备。分选工，也就是我们，深入料场腹地，用手中的枪，把一块块不锈钢、滚珠钢、模具钢等一一分选出来，分类，做上标志。这样避免它们混进普钢，被倒进炼钢炉，造成浪费。要知道，它们都是特种钢，是钢铁中的贵族。我们分厂的职责就是为公司四大炼钢分厂提供钢铁料，我们分选、切割好的钢料直接进入炼钢炉。
面对料场，我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让我战栗。料场是父性的，不仅是因为，我们要靠它吃饭。这就像农民面对他的土地，充满敬畏的感恩。它展现给我苍茫和遒劲的走向，像父性的背脊，裸露雄性的犁沟，有力的线条，绵延起伏。放下肩上的激光分选仪，深入它的腹地，我完成一次又一次内心的攀爬。我如此了解这一切，如此情愿永远深陷于它的腹地，它让一个女子温柔。让她归皈内心的宁静。多年后，我对以文字谋生的方式依然缺乏安全感。“技术，掌握一门技术，你的一生就有了保障。”师傅就是这样告诫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小师妹跟着我，她提着电源和黄色的小漆桶，一言不发地跟着我。我弯下身去看钢，随后，连珠炮般地，用我短促而有力的声音喊出：G20、H13、ICr18Ni9Ti、Cr12、CrMo……小师妹快迅地用毛笔蘸漆一一做好标志．不抬头地，我一口气看了一大片，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我又不停地向上攀，向上攀，可怜的小师妹趔趔趄趄地跟着，她不爱说话，总像一个影子一样贴着我。我知道，她是极依恋我的。上到了一个小山顶，找了块大钢料，坐上去。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汗湿的衣服被风吹得贴到后背，凉津津的。我看见，对面料仓的几个师兄，他们也上到了一个小山顶，坐在那里吹风呢，他们挥舞着白毛巾跟我打招呼。放眼料场，一切尽收眼底，如果是过去，我也会挥舞毛巾跟他们相呼应，然后享受征服的快意。但是现在，我把枪撂在旁边，我要慢慢地跟我的料场告别。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想起过这次的告别。现在我写到了这次告别，人是如何把告别写出的？人们通常是怎么告别的？人是无法写出告别的。
“菊。”我喊小师妹，同时我拿起枪，把它交到她手上。
“这把枪就给你了，你要拿好，你现在完全可以单独看钢。”她眼里满是慌乱，她知道我作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突然地，她失声痛哭起来：“师姐，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也不会要我，我会被组合掉的……”
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伤。十九岁的菊，瘦弱的肩膀，薄薄的身体，父亲因工伤躺在家里多年，母亲在外摆摊卖水果，听说还很不本分。有两个弟弟在念书。小小年纪，她就扛着家里的负担。分选钢铁的工作要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拿枪看，一个人做标记，显然看钢的人才是主角，它包含着这项工作的所有技术含量。通常是两个人轮流换着看。跟菊一批的新徒弟中，菊并不差，但她深深的自卑感以及过于内向的性格使她跟班组的人有距离。我不否认，即使是普通工人也都会有很重的势利心态。一个弱者，是不太可能有人缘和得到关注的。
我为她擦去眼泪，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自救，你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下岗前，有一次技术比武，你要把握机会。”
“把头抬起来。”我跟她说，“你父亲是工伤，家里困难，厂里有规定，像你这样的，可以得到特殊照顾，你要利用好这个条件，相关资料，我会替你写好的。”
她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说这些无用的话。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菊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多年后，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他们沉默，沉默汇集成巨大的暗流，这样的暗流让跟它对视的人心里不安。多年后，我在南方认识了诗人郑小琼，她说，面对这样的弱者，我觉得我耻辱地活着。
我谢绝了菊请我吃饭的要求，我不能矫情地，再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我对她命运的牵挂。那没有用。
班组十五个人，下岗指标是五个。原则上，技术好，人年轻，工作态度踏实的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是谁呢？身份上，我跟班组的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的标签是：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我的标签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在班组，我和菊都是弱者，这个标签让我跟菊一样，备受歧视。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两种性质的区别，我依稀地知道，全民工是由国家发工资，集体工由分厂发工资。下岗，首先要下的，就是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我通过自学成功地拿到了专升本，有本科文凭，理论上，公司是特保的。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和菊一样，有过硬的技术、有特保的条件，这些都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因为我们是弱者，只能等待被挤兑。等待，只能是一场噩梦。我曾参与公司宣传部报社招聘记者的考试，成绩是全公司第二名，由于我的集体所有制合同工这一性质，我失去了进报社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沉默，一个弱者面对命运的沉默。多年后，流浪于南方，我像一个容器，吞咽生活所有的苦难，面对困境，我是一个哑者，用沉默消解，这样的沉默不是消极，而是更为务实和清醒的态度。当我用文字聊以糊口度日，我再也没有找到拿着激光分选仪的那分从容和踏实感。我落选的消息传到分厂，我的车间主任得意地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你最终还得服我管……一有两个年近四旬的女师傅，不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肯定不如我们，而且干活偷懒是出了名的，她们过去享尽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种种好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体制的重大悲哀在于，为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不精、不思进取成天混工、思想守旧的中青壮年。我听见她们时常嘀咕：都自学拿到本科文凭了，还在这里跟我们抢什么饭碗，真是的……这是在说我，我马上扭过头去。我从来没有过牺牲自己，把名额留给别人，自己去成就一个英雄的念头，我远远没有那么伟大。我应该永远属于这料场，我感受到料场需要我，当浓浓的铁腥味将我挟裹，我随之而来的兴奋就是对它的深深呼应。这铁腥味像油漆般簇新、新锐，有活力、向上，有一股篷勃之气。我不止一次听到班组有师兄弟说起喜欢这铁腥味，它大片大片地开放，像一种毒，刺激着我们这些年轻的神经。成组成组的诗歌写给了这料场，完成我胸口那股抒情的欲望。是料场让我滋生抒情的欲望，写诗的欲望。它如此本能，我要表达，要喊，我选择了文字。这些诗发表在公司的报纸上，微薄的稿费寄到班组，我拿着它请师兄妹去附近的低档饭馆吃饭。一段时间没来，就会有人问起，仿佛有永不枯竭的稿费会源源不断地寄到班组似的。
收拾东西，是一个伤感的过程。我的工具柜是钳工班的老师傅给我焊的，漆成墨绿色，很漂亮。我只放着书和一些换洗衣服，一面镜子、洗发水、香皂，木梳和搽脸的乳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