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诗
我需要这些枝条
这些黑色枝条上的冰露
所孕育的春天
需要严冬呼唤的雪花
所覆盖的田野
需要红扑扑的小脸
所仰望的蓝天
需要咿咿呀呀的童声
所吟诵的诗句
……黑头发和红纱巾
在风中飘。
我在寂静的窗前写道：
冬尚未离去
春已回到大地。
一滴水回到源头
我和你回到相爱的夜晚
害怕爱了
是谁啊，让我们害怕爱了？
不是我啊，不是
不是我——
让爱成了一个短暂的玩笑
也不是你，不是
不是你——
让爱成了一个风中的流言
我已经明白：
爱不是佳酿，不是宿醉
而是一个要慢慢痊愈的伤口
所以，任由一场盛会
淹没一个纪念日
任由自己
坐在家里，和自己相守
走在外面，和自己相遇
任由这样的文字破碎，缄默不语：
“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体温”
后 来
后来，我在炉火旁写了这首诗，
我写这首诗时，想到叶芝的
“炉火旁打盹”
我想他的毛·特岗读
《当你老了》的诗时
会是如何地饱含深情
美入迟暮也依然美丽
现在，我如此接近一首诗的火焰
和它的灰烬
如此眷恋那些在文字里
都藏不住的爱
我明白了——
你的名字不再回到我的唇边
是因为你充满了我的字里行间
春 雪
某个春天，它那个夜晚的
漫天雪花
从半开的窗扉一直
飘进来
从手心，到血液里
我无法入睡
无法禁止颤抖的双唇——
“多么大的雪啊
那么安静，那么白……”
一种我那个年龄不能言喻的美，和它甜蜜的
暖，与清香
将童身覆盖……
我来不及
把飘飞的雪花与燃烧的炉火
一起写在纸上，太阳
就出来了，融化了积雪
仿佛一瞬间梅花开尽……
后来，你遇到的一首诗
在一本书里，短暂而温暖
它写的是春雪，是炉火
是我们的灵魂初恋的夜晚
不小心
不小心说出了你的
名字，这个多年的禁忌
是个秘密的福祉
甜汁暗涌：
小布尔乔亚的脂粉，和边陲的
蜡染棉裙
……在春天
一个人的外省，隔着牛背——
暴风骤雨，电闪雷鸣
一朵花摔在地上
一些绿叶砸在花朵上
我大声叫出你的名字
……在夏天
从此，我有理由黯然神伤：
秋天来了，又走了
冬也快过完了——
“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胸空……万箭穿心
高山之忆
一定在东边，东边的那座山岚：
在长江之滨
山腰间，薰衣草的声音
在紫色的雾霭中
被轮船的汽笛一再叙述
绯红的脸颊
和迅速裸露的双肩
这几乎就是青春
不是风
是两道红色风衣裹着的闪电
令我们坐过的石头昏迷
不能被另外的雨唤醒
所以，十八年来
你和我的巫山都已死去
却仍能在文字中呼吸
＇责任编辑 何 安＇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周 明
一九七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奋斗，两位先生将长垂史册。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七十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 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r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会遭到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六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
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一九七七年深秋，这年，诗人已六十三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
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四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