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斗、晨光和我哥那儿早就听说了大耳朵在坐牢时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举动，但他们每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都会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这样毫无顾忌的提问是否会触动大耳朵久远的创痛，我心里真的是很没有把握。
大耳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有一次年级语文期终考试，作文的题目叫《起点和终点》，分散在各个班的蛐蛐儿、大耳朵和我哥哥瓜子，却在不同的教室里，在不同的老师的监考下，分别写出了题为《除夕》、《落潮》、《晚霞》的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老师都批给了“优秀”，而且三个班的语文老师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都拿他们各自所在班学生的作文做了范文在班上表扬，结果大家发现蛐蛐儿、大耳朵和瓜子各自的作文虽然题目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行文格式还是语言风格彼此都很相像，但考试题目是闭卷的，他们也不可能事先商量。几个老师后来在办公室议论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这几位同学有心灵感应，趣味相投。大耳朵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这三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优秀范文留作教材。
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5年，大耳朵由于表现优秀，被公社作为唯一的知青推荐给下乡来招工的单位，并参加了体检。就在他翘首以盼，以为马上可以回城时，他的招工名额却莫名其妙地被乡干部的孩子掉包了。大耳朵欲哭无泪，他一个平头百姓的孩子，能向谁喊冤哪？他只好给远在杭州的我哥哥和蛐蛐儿打电话，他当时并不指望我哥和蛐蛐儿能将此事咸鱼翻身，他只想向两位哥儿们倾吐一下心中的郁闷和冤屈。没想到我哥和蛐蛐儿接到电话的当天就一起去了市知青办反映问题，他们慷慨陈词，将大耳朵所在的公社为什么都是回乡知青而没有一个下乡知青被招工和毛主席的知青政策联系起来，和杜绝“推后门”的不正之风联系起来，让市知青办的人大跌眼镜。我哥哥和蛐蛐儿为大耳朵的事情还专门去找了省委组织部的王叔叔，诉说大耳朵的情况。几天以后，公社就派人将招工的表格送到了大耳朵的手里。后来大耳朵终于如愿上调回城。我哥哥和蛐蛐儿他们为大耳朵招工一事仗义执言的勇气和有理有节的力争，让大耳朵为自己能交上这样的朋友而庆幸。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义重新找出那张我哥哥和他那帮同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么模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只耳朵，只有最边上的大耳朵长着两只十分醒目的招风耳。我想，大耳朵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吧？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向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两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义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拼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因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舂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卉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
蛐蛐儿那天是最晚到的，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他一直不说话，坐在角落里喝闷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狗肉聚会”，其实只有两个中心话题，一个是议论时局；一个是蛐蛐儿的失恋。
时局的揪心是一目了然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喷涌而出的各种形式的悼念不仅寄托了大家对总理的哀思，更表达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余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为人民心中最敬爱的总理送行。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一批批清理、抬走；警察、工人民兵和广场上悼念的人群发生了冲突。1月21日和1月28日，毛主席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为此正式下达1976中共中央＇1＇号文件。虽然对总理位置窥视已久的张春桥这次没有达到狼子野心，但令人不安的是邓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在＇1＇号文件中出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文件中还说到叶帅身体不好，让其休息，请其他同志代替主持军委工作。这明显是剥夺了叶帅的军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激烈几乎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与时局的揪心相比，蛐蛐儿的失恋似乎便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这场看似无足轻重的失恋却是一个和“总理遗言”有着重要关联的长长的伤感的故事，我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再专门讲述。
一直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脸色已经通红，扬起手臂挥舞着：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的异样。只有大耳朵比较心细，他问蛐蛐儿是否刚和J见过面？大家都知道J的父母刚给J介绍了一个海军，阿斗打趣地称这位海军为“驱逐舰舰长”，是这位“舰长”把蛐蛐儿从J那儿驱逐出来了。大耳朵觉得蛐蛐儿情绪低落显然和这位“驱逐舰舰长”有关，但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蛐蛐儿的这一场被他们这帮哥儿们引为笑谈的失恋，却可能是酿就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当大耳朵终于从金黄和褐色的美丽中回到留椿屋，和我们一起逐间逐间参观当年关押他们的牢房时，他的神情又开始阴沉起来。相比毛宁和晨光回到曾经囚禁自己的牢房表现出来的轻松，大耳朵走进他的旧地时却是一脸肃穆。我想，这也许是我单刀直入逼近主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若再迟疑，那么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解当年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真相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下决心向大耳朵问起了1976年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夜，大耳朵却突然割腕自杀的事情。
虽然在这之前，毛宁、晨光、阿斗都交代我，这件事情是大耳朵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最好不要去触碰，但我知道，关于留椿屋在1976年的记载若是缺了这段文字，那将是巨大的缺憾，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天，当大家回忆了留椿屋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我想，大耳朵也许会用另外一种心情和眼光来重新看待当年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烙印的自杀事件。
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大耳朵两腿发软，一股彻骨的寒气从后脊梁猛地蹿上来，只觉得手脚一下子冰凉。
傍晚时分，大耳朵从门缝里看出去，所有站岗的战士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以前，每个房间门口是一个岗哨，而且大多已是很熟悉的笑脸。现在每个房间外都是双岗，且荷枪实弹，一个长枪，一个短枪，甚至连楼梯口都站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有一种一级戒备的状态。
种种迹象都表明，毛主席逝世了，那帮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幻觉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大耳朵只听到楼底下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多辆卡车发动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押回桐庐开公审大会（桐庐是大耳朵曾经插队的地方）。两个恐怖的字眼钻进了他的耳朵：审判、枪毙，枪毙，审判！
大耳朵脑子一片混乱。他突然想起，在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桐庐县，他曾经在桐庐中学前的体育场参加过枪毙人的公审大会，乌秧的人群站在台下，千百双眼睛而无情地盯着抬上，台上的案犯嘴里都被塞着脏乎乎的破布或毛巾，双手反铐，五花大绑，宣判后绑赴刑场前通常会将犯人押上卡车，绕县城主要街道一周，游街示众。人格的被凌辱和尊严的丧失殆尽，曾在大耳朵心上截下了很深很痛的可怕印记。他还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有一个中学老师，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满，用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大耳朵曾经见过那位老师，人很好，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惨了，他老婆用大板车把这位老师的尸体从刑的桐君山脚下拖回家时，行刑单位还向这位可怜的女人收了子弹费，大耳朵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是没有那能力来收尸的。而唯一的妹妹年级小，又是女孩，他也绝不会让妹妹受到刺激和惊吓
九点过后，有一个声音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房间里不准熄灯，被子不准盖到胸口以上，不准蒙头睡觉！
就